死刑的一種刑罰，流放後還要服勞役，以後也不準再返回家鄉。
王莽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響國家勞動力的減少，還頒佈了“私屬令”，將奴婢改稱為“私屬”，禁止買賣，違令者也是流放。
對於這條改革令，大地主豪強當然會激烈反對，因為他們佔有的田地遠不止一井，要他們將多餘的土地交出來等於要割他們的肉。他們佔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於農業生產的，現在將土地都交了，難道將奴婢白養著？而奴婢又不許買賣，豈不是逼著他們白白送掉嗎？小土地主，包括剛夠得上自給標準的農民也不滿意，一則這些人多少要減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來實際上已經私有的土地現在要變成公田了，如果將來家庭人口減少，還得再交出去。由於既沒有可行性，又沒有切實的強制措施，地主豪強多餘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對這一紙空文，農民自然也不會滿意。僥倖分到土地的人心裡也不踏實，因為這是“王田”，不屬於自己。至於奴婢，改稱“私屬”，不會繪他們帶來任何利益，禁止買賣更沒有改變他們的身份，相反，由於買賣改為暗中進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減少，他們的處境只會更壞。實際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買賣並未停止，因而被處罪的不計其數，更引起了他們的反對。三年後，王莽只得讓步，於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復，原來的業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將唯一擁護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第三，頒佈“五均”、“賒貸”以及“六管”。
所謂的“五均”，就是由國家來管理工商業和物價。而“賒貸”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諸如喪事、祭祀和經營工商業無錢時，向百姓發放貸款，但利息相對要少一些，工商貸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喪葬和祭祀貸款則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內還清，喪葬歸還期限則是三個月。另外，國家還將鹽、鐵、酒收回專賣，國家壟斷鑄錢，國家管理山林水澤，並收山澤稅。這一共是五項，加上國家負責的“五均”、“賒貸”，就稱為“六管”。
從這些政策的內容看，似乎相當合理，制訂的出發點也不能說不對，如果真能實行，政府和百姓雙方都能得益。很明顯，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並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由於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使得評定物價的權力掌握在貴族官僚手裡，反而給了他們利用職權投機倒把、貪汙勒索、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
由國營對鹽鐵等實行統管統制，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實施自然不會有好結果，而由國家控制名山大澤，實際只是給主管官員增加了財源。總之，國家沒有增加收人，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主也受到打擊。
第四，改革幣制。
王莽對貨幣的改革，開始時只是為了復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錢。以後又不顧五銖錢從武帝時開始已經生產了二百八十億萬的現實，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卻沒有信用的各種新貨幣，如
金貨一種、銀貨兩種、龜貨四種、貝貨五種、泉貨六種、布貨十種，共貨幣六類二十八種。由於種類錯雜，名目紛繁，民間都搞不清，所以人們仍舊用漢朝的五銖錢。受到百姓抵制後，王莽企圖透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規定攜帶使用五銖錢的人與反對井田制同樣處罰，流放邊疆。為了限制盜鑄，他規定“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人為奴婢”，以至沒為官奴婢的人“以十萬數”。
為了提高他頒佈的“布錢”的地位，王莽規定官民出入都得帶上，否則，就是有合法的證明，旅館也不接待食宿，關門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連公卿出入宮門時，也必須出示所帶布錢。一種貨幣變成了通行證後，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幣制改革前後有四次之多，錢越改越小，無形之中又颳了老百姓的一筆錢。
總之，這些改革，聽起來都是好事情。可是沒有一件不是辦得挺糟糕的。這種復古改制，不但受到農民反對，許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援他。三年以後，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買賣了。
就在王莽的改革遇到了困境之時，邊陲也起了戰禍。
由於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制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