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人落榜涉足古玩業
尊古齋開業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韓的銘珍、韻古、悅古要早幾年；當時的創業者是黃伯川的叔叔黃振基興甫先生。黃家是湖廣江夏人。光緒二年丙子，開科會試，舉人黃興甫進京趕考參加會試，卻沒有中榜，流落京師，只能暫在湖北會館中棲身，在琉璃廠附近的安瀾營開設私塾，教周圍的子弟讀書習字，謀取衣食。
他既是舉人，經史子集當然有相當修養，更喜愛詩詞字畫。閒時就踱步到琉璃廠的舊書鋪古玩鋪串串，有時也跟掌櫃的、夥計們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詩文，就便請黃先生給講講。遇到青銅器上的銘文，黃先生開始就有些困難，只能從篆字的變形上去猜認，久之，有所積累和提高。他接觸的金石文玩多了，無心插柳柳成蔭，近20年的浸淫，積累了相當的修養，不僅能鑑別真贗，特別在三代青銅器的造型、紋飾、鏽色、銘文上有深邃的見解。他用自己積蓄購買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銅器更被他看重，這就奠定了黃家三代以經營“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鐘鼎及古代碑刻）為主的基礎。
金石學，主要是研究古代銅器和石刻的一門學問，與考古、古文字學都有密切關係。早在南北朝時的梁元帝，獨目卻好學，過目能成誦，詩、書、畫皆有造詣，專門研究著錄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稱我國金石著錄之始。到唐宋，金石學又有發展，宋徽宗趙佶著《宣和博古圖》，是金石學名著；還有與他先後同時的趙明誠的《金石錄》和呂大臨的《考古圖》，可視為金石學之開端。金石學歷來是文人學士的考古、考證的學問，憑藉的是古書和出土的三代青銅器、各種碑碣等。自唐以後，各代在研究金石學的同時，一些能工巧匠仿製上三代的青銅器也獲得很大成就，出現了很多足可亂真、具有極高藝術和歷史價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製的積極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陝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時出土的“散氏盤”、嘉慶時出土的“齊侯罍”，三件國寶的出世，推動了清代後期金石學的研究發展和金石文玩業的興起繁榮。黃興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經營的。他在光緒二十三年於西琉璃廠81號開設了尊古齋古玩鋪，以經營“上三代”的金石文玩為主。這位舉人成了古玩鋪的掌櫃的。
舉人成為古玩商並不始自於他。在清道光末年開業的琉璃廠博古齋古玩鋪，老掌櫃祝錫之就是個舉人，參加過道光年間的會試，也因落榜而轉事古玩業。他精通書畫、銅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鑑定，且能書善畫，自立字號博古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對古代文物通曉，確實經營過各種有很大歷史意義的古玩文物。祝錫之為古玩業樹立了在豪門巨宦前不諂媚、不低聲下氣，堅持平等相處，以“年兄”稱之，送貴客只至門口，不跨出門檻，維護了從業者的尊嚴的良好風氣。博古齋在光緒二十六年歇業，存在了50多年，是為琉璃廠古玩業的先驅，培養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畫的鑑定人才。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再建琉璃廠，中斷80年的博古齋的匾牌又掛了出來，這是懷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續。
黃興甫開設了尊古齋，因為正趕上金石文玩研究大興起的風頭，買賣做得很好。而黃本身的舉人銜，使他有機會在開業前後，就與當時的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的朝廷顯宦，咸豐朝狀元、光緒帝師翁同龢，咸豐朝進士、後任尚書、軍機大臣潘祖蔭，湖南巡撫、清末金石風的倡導者吳大澂，侍郎盛伯羲，國子監祭酒王蓮生等交往；為研究金石學不惜放下旗人貴族架子，認真與有真才實學的古玩商交往，潛心學習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後任清朝湖廣、四川總督的端方端午橋，清學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寶熙等，都同黃興甫非常熟悉。這些人既是他的客戶，又是一起探討學問的朋友。
學者型的黃家三代古玩商（2）
黃興甫經營尊古齋13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基礎。清宣統二年（1910），他將尊古齋交給他的侄子黃浚掌管經營，自己安居養老。民國六年（1917）黃興甫逝世。
傑出的外語人才卻成金石文玩專家
尊古齋開張不久，黃興甫就把他一手撫養成人的侄子黃浚接來北京，送他進入“同文館”學外語，以實現他的內心中贊成維新的想法。
黃浚，字伯川，生於清光緒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鄉江夏讀四書五經，17歲來到北京。奉叔父命進入同文館學習德文8年，同時兼學英文、法文。同文館開辦於清同治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