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是恭親王推行洋務運動專門建立的培養外語、外交人才的一所學館，由曾國藩的兒子、近代外交家曾紀澤倡議設立的。本來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學。但旗人子弟自在慣了，不願吃學外語之苦。這個學館的條件很好，除主管官員外，所有外語教習，聘請的都是原語種的外國人。學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兩銀子零用，相當一個旗丁的月錢糧。入學一二年後若成績好，則每月增至6兩，再過一期可到8兩，最後可加到12兩，最高可到15兩，這在當時已是相當不小的數目了。那時一個翰林給中堂、尚書家教讀，束脩也就是8兩。在同文館享受到8兩銀子待遇等於是助教，在自己學習的同時，還要輔導新來者學習，15兩就是副教習了。同文館的學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飯是六人一桌，6兩銀子的標準，這個數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時的貪汙中飽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盤、六大碗，夏天一個海味大海碗，還有果藕荷葉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鍋，什錦、白肉、羊肉和腰片、魚片、肝片、雞蛋、凍豆腐及各種作料任選，不夠可以再添，絕不比北京前門外有名的正陽樓飯莊的什錦火鍋差。難怪外國教習說，同文館的學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當好，三年一大考，最後成績最優者可以保舉為部（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即外交部）司務，再三年若考得仍優，則可保舉為主事，六品官，這是進士們一般才得授的職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還是不願去。光緒二年（1876）後，則滿漢學生都收。同文館分前後館，前館是學生所工外語主課，後館是輔課，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語和漢文補課。學生的漢文要有相當基礎，否則必須入後館補課。學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標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做外交官、通譯，以至各種官員，從晚清到民國，同文館的學生遍佈京師各個衙門。
也有個別不願做官而改事他業的，代表性人物一個是齊如山。他對京劇有著深刻的研究，並在各方面支援培養了梅蘭芳，功績極大，同時還經營北京有名的大和恆糧店；他1894年20歲入同文館，主修德文，曾去德國留學。另一個就是黃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館，也是主修德文，兼學英、法語，苦讀八年，畢業後，也放棄了做官之路，而對他叔父從事的古玩業、尤其是金石學的研究，產生了濃郁興趣。他本來被選派到德國留學，就在即將成行前，發生了“庚子之亂”，留學告吹。之後他先在一家德國洋行當翻譯，幾年後就接掌了尊古齋。他所以如此，還與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正在同文館學習外語的學生被強迫充任外國軍隊的翻譯，眼看著他們欺負自己的同胞、搶掠琉璃廠，中國官員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關，故放棄為官從政之路，而情願當一個古玩商。
從1910年到1930年這20年中，尊古齋在黃浚手中又有了巨大發展，成為琉璃廠舉足輕重的古玩鋪，黃浚黃伯川在同行中聲譽鵲起。人們稱讚他的首先是學問和眼力，聰穎超人，膽大心細，辦事果斷。因為他是書香門第出身，書讀得多，見的東西也廣，琉璃廠的古玩商公認“論吃金石的古董商，黃伯川算是出類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裡識金文（青銅器上的銘文）最多的，要數黃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喬友聲了”。
清末時，考古學家羅振玉常來琉璃廠走書鋪串古玩鋪，因為他當時官小沒名氣，沒什麼人和他打招呼。後來羅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為國內外著名的考古學者。他研究甲骨文有兩位得力的幫手，一位是大學者王國維，另一個就是黃伯川。光緒年間，羅振玉常去尊古齋，結識了年輕的黃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興趣，互相交換各自拓出的青銅器、古陶、古玉等實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陽出土甲骨文字後，黃曾將商代青銅器的銘文和甲骨文做過比較，發現它們很近似，他把這個比較結果跟羅振玉說過。這時，黃伯川可能還在同文館攻讀德文，他的興趣已轉向金石學上，並頗有心得。他接掌尊古齋後，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顯露出來。
光緒時的學部侍郎寶熙，對金石文玩有研究，與尊古齋黃興甫、黃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國後他成了清朝遺老，既收藏也不時買賣古玩。1921年，清宗室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賣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託寶熙把家藏商代古銅山尊拿到琉璃廠去賣。寶熙拿給黃伯川看，索價5000銀元。黃鑑定確是上品，一口應承沒按慣例還價，說，這口尊我留下，款子明天送過府去。寶熙前腳出門，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就坐著當時還很稀少的小汽車來了。他開辦山中商會已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