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增強了此後軍事行動的難度。商場如戰場：投降與受降，就是一種契約；殺降，則是單方面違約；違約，則再無信用可言。商業上失去信用，最壞的結果無非不做生意；軍事上失去信用，則此後不論強弱懸殊到何種程度，敵軍都不會投降，而是抱著必死的信念與己決戰。語云：“哀兵必勝”；而養成哀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殺降則恰好成全對手，使之成為一支哀兵。敵軍成了理論上“必勝”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麼？兵法雲：戰者、氣也；能量守恆，氣也守恆，故敵我雙方計程車氣，總是此消彼長，沒有雙贏一說。戰爭就是一個不斷透過區域性戰役來激勵己方士氣、削弱敵軍士氣的長期過程。所謂關鍵戰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殲強敵，最重要的作用就體現在增強己方士氣、削弱對方士氣。如果打贏一個區域性戰爭，卻鼓舞了對方計程車氣，那不就是得不償失，“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麼？再戰，則“何眾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 這是殺降不利於全域性戰略的經驗之談，還有一個殺降不利於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談：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猶‘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廣難封”，是個成語，看了這段對話，我們總算知道“難封”的真實原因，乃是殺降惹的禍。抱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我們可以不信王朔的話，身處萬惡舊社會、滿腦子迷信思想的李鴻章、程學啟可不會無所顧忌。由此可見，殺降是違法行為，也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短視行為，更是有傷陰騭的缺德行為。李鴻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則，郜永寬等人敢於投降，無疑也將上述原則當作一種保障。而且，戈登居間作保，他們可以“挾洋自重”，無疑更讓他們確信自身安全及降後待遇俱有保障。 那為什麼郜永寬等人還是被殺了？據李鴻章的說法，主要是條件沒談妥： “官軍入城查探，降眾實有二十餘萬，其精壯者不下十萬。郜雲官（即永寬）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後，遂佔住閶、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準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傳令該酋等八人來營謁見，詎郜雲官並未薙髮。維時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蘇甚近，郜雲官等皆系忠逆黨羽，誠恐復生他變，不如立斷當機。登時將該偽王、天將等駢誅” ； 如果真實情況如上所述，毫無疑問，郜永寬等人是在逼著李、程殺降。雖說殺降不祥，但是，受降如受敵，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無遭受突然襲擊的危險。郜永寬等人獻城而不繳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戰準備，明顯欠缺誠意。郜雲官不曾“薙髮”，繼續保留“長毛”的造型，似乎為再度迴歸太平軍留了條後路，也算是誠意不夠的表現。尤為過分的是“ 堅求準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這兩條。二十營，根據淮軍軍制，當有一萬多人；上引明諭規定如何處理降眾，說的是由“該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該降人決定留用多少、遣散多少。總兵、副將是正二、從二品，且要“指明何省何任”，那就是要求補實缺。要知道當日的情況是缺少銜多，湘軍、淮軍中大部分有功將士也就一個虛銜，享受不到相應實缺的福利待遇。郜永寬等人不但索要高銜實缺，還指明何地任職；倉促間，在指定省市安排七八個警備司令，別說李鴻章答應不下，軍機處也安插不了。投降、受降，就如公司兼併。兼併方和被兼併方之間，固然要談條件，但是由被兼併方指定高階職位，規定裁員比例，是不是過分了點？到底誰兼併誰，誰投降誰？提出這種條件，能算“誠心歸順”？所以，我說他們是在逼著李、程殺降。 兼併談不攏，最多繼續惡意收購；受降談不攏，那就只有殺人了。郜永寬等人固然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文化，但還不至於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條件，逼著人家來殺吧？邏輯上如此不通，那麼，李鴻章的報告豈不大有問題？ 當日諸降人如何開條件，除了李鴻章一人的記載，沒有其他旁證，不好直接判斷真偽。但是，一個重要人物不在場的事實，透漏了幾分訊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談判的關鍵時刻，他怎麼不在場呢？李鴻章的報告是這麼說的： “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猝，未盡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