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不想找律師辯護。”但接著又表示：“我是搞軍事工作的，對法律沒有什麼研究。對於你們來，我表示歡迎。我的罪行、錯誤不要求你們辯護，是我的，我承擔；只要有真憑實據，我不抵賴。我的肩膀還是硬的，扛得起！”可是，他又說：“因為事情比較複雜，有些問題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樣沒有關係。判我的罪，我沒有意見。怎麼判我，我都接受。有的問題，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檔案儲存下來，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學家去研究，作出結論。”看來他對法庭會怎樣判決也已有了一定的揣測。
當問李作鵬對辯護律師有什麼要求時，他若有所思地說：“請你們來，我只有三點要求：第一，實事求是，希望按這條原則辦事；第二，維護黨的政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第三，維護國家的法律，合乎法律的不希望你們說話。”接著再次表白：“我自己有什麼罪，該承認的我會承認的，一句話也不希望你們講。我的罪行涉及高層活動，我這些年已經寫了10萬字以上的材料。對審訊中提出的問題我都作了回答，有些不同意的我也回答了，當時講得太多了不太適當，成了不認罪。預審時，有些有保留的重大原則問題我都提出來了。給我辯護，要看看這些材料，大體上有個數。”接著又說：“將來公開審判時，我不想多說話。身體不好，有心臟病，一激動就犯病。我不願死在法庭上，那樣影響不好。反正許多話我在預審時都講過了。”這時，律師告訴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對起訴書上指控的認定，都是要經過庭審調查的，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在庭審中被告人對證據進行質證，這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李作鵬聽後似乎並不以為然地說：“必要的話，我會回答的。但不願意詳細講不同的意見，也不進行激烈的爭論，因為一爭論，就犯病。我性情很急，壓制不住。有必要時請你們幫我回答若干問題，如你們認為沒有必要，可以不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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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學章、張中律師會見姚文元（9）
李作鵬的心臟病看來不輕，會見中不時大口喘著氣，說話不緊不慢，講一會兒停一會兒，斷斷續續。只是講到關鍵處，非常激動，時而又好像在有意識地剋制自己。不等律師作答，李作鵬轉過話題，想聽聽律師的意見，說：“你們可以給我提點意見。”
這時，律師先是表示願意提供意見，但從辯護工作的實際出發，還是想盡量多聽聽他的想法，於是啟發他繼續談下去。張思之律師說：“你對律師提的3點要求是合法的，與訴訟法規定的律師職責也是一致的。你說你還有一些保留，可以談談。”
李作鵬雖然一再聲稱“有什麼罪，我承擔，我不抵賴，我不想多說什麼，不願意詳細講”，其實卻並不如此。當律師具體地問他究竟還有哪些保留時，他的回答表明他對起訴書的每一條對於他的指控、每一句提法都作過仔細的琢磨，並結合切身利害經過思索。他說：“我看了起訴書，感到有些問題不實事求是。有些我可以接受，有的我保留。對迫害幹部問題，講我直接迫害了120人，雷永通等3人死亡，我還沒有看到證據，我有懷疑，對直接誣陷、迫害的‘直接’應該怎麼樣解釋法，我還沒有弄得很清楚。過去預審時講海軍裡有3000起冤案，我批駁了這個觀點，站不住腳。現在起訴書改寫為直接誣陷、迫害120人，還有3條人命，不知有什麼證據。如有真憑實據，我認。關於雷永通的死，不是我迫害的。他是海軍學院的政委，我的老戰友，從1934年到1937年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平常我與雷的關係是好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我們也在一起。說我迫害死他，沒有根據。海軍學院在南京，造反開始與“紅縱”是一起的，“紅縱”是張春橋支援的，開始反省委，武漢“七二０”事件後反許世友，反得很利害，我和許的關係是不錯的，他是個好人，我就給南京發了個電話稿，說不能打倒許世友，時間是1967年8月底。接到我的電話稿以後他們馬上轉過來支援許世友，在南京到處貼我的電話稿，一直貼到蘭州，對此，許世友當然很感激我，“八二七”派就慢慢在南京佔了優勢。”
“後來軍委指示要軍事學院交給軍區整頓，南京軍區把海軍學院交給了江蘇軍區，江蘇軍區派的工作隊到海軍學院搞刑訊逼供，給雷永通安的罪名是叛徒，把他整死了。這個事情許世友和他的老婆都知道。南京軍區兩次派人到海軍道歉，表示對不起海軍。對此事，因為當時確實比較亂，我們也就諒解了，但對這樣搞法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