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們的兒子都在空軍，是我們對你和空軍的信任，是為了保你的權，防止別人挖你的牆角，你要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不會拖你的後腿，你放心！我當時表示一百個放心。1969年12月2日我向林彪彙報時，林問：林立果在空軍工作不錯吧？我說很出色，大家很信任他。林說：可以讓他當辦公室副主任和作戰部副部長，他可以向我彙報。我表示同意。回到空軍，我就找周宇馳、王飛，對他們說：空軍的一切要向林立果彙報，都可以由林立果調動、指揮。這樣就把空軍的作戰權，私自交給了林立果。
“在林立果作所謂‘活學活用’報告時，周宇馳就將我的話講出去了。對林立果的所謂報告，大家說好，我也說好，說林立果是天才，又將這份報告作了簡報，向林彪作了彙報。林立果利用我給他的權力，大肆活動，組成‘聯合艦隊’，我為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搞武裝叛亂提供了條件，還為他們培養了骨幹王飛、周宇馳，對空軍的建設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
“起訴書第42條指控林彪、葉群陰謀帶領黃永勝和你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你談談這一指控的情況！”律師問。
“這一指控，看到這個材料我才知道，陰謀帶我走，我不知道。”吳法憲簡單地作了回答。
韓學章、張中律師會見姚文元（8）
“起訴書第44條指控你銷燬了與林彪、葉群等來往的信件、材料等罪證，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律師問。
對此，吳法憲扼要陳述說：“‘九一三後’，我很害怕，便把與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燒了，葉群寫給我的詩也燒了，為了掩蓋罪行，主要是燒的照片。”對吳法憲的罪行的指控，這是最後一個問題，他作了回答後，又對自己的問題加以概括說：“總起來，我的罪行：第一，參與了組織林彪反革命集團，為林彪提供了骨幹，把王飛、胡萍等介紹給了林彪；第二，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廣大幹部和群眾；第三，破壞了空軍的建設。我的罪惡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惡，我看了《刑法》第90條、第98條、第100條、第###，我都觸犯了。特別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麼判我都接受，我認罪服法。”談到這裡，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律師問。
“我16歲參加革命，沒有一天離開過解放軍，最後墮落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這是由於我的個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沒有辦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麼刑都沒有問題，我要求給我一條生路、出路，給我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贖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來槍斃我。”
律師看到吳法憲已經沒有什麼再說的了，便對吳法憲說：“你要相信特別法庭會實事求是，你對自己的問題也要實事求是。今天就談到這裡吧！”隨後律師招呼監管人員將吳法憲帶回監房。
一件重大的任務完成了，二位律師感到一陣輕鬆，看看手錶，談了一個多鐘頭，摸摸口袋，裡面的通行證儲存完好，於是他們告別了羈押吳法憲的灰色磚砌樓，穩步走出警衛森嚴的監獄區的鐵門。
張思之、蘇惠漁律師會見李作鵬
特別法庭於1980年11月10日向李作鵬送達起訴書副本的同時，告知可以委託辯護人，李作鵬表示不委託律師，後經法庭工作人員對律師制度以及有關法律規定作了說明和解釋，李作鵬經過一番考慮，於14日上午提出“請求委託律師為我辯護”。當天晚上，決定選派張思之、蘇惠漁律師接受委託，並向二位律師通報了李作鵬的狀況和特點。其時離開庭時間已經很近，律師於11月16日上午去北京復興醫院會見李作鵬，他因心臟病嚴重，由秦城監獄轉押在醫院邊治療邊候審。會見手續辦得特別快，“兩案辦”一個電話通知就全部解決了。會見開始，律師說明來意，作了自我介紹，重點闡明瞭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辯護制度以及辯護律師職責的規定。李作鵬的態度既認真又平淡。雙方在沒有異議的情況下，辦妥委託手續。至此，張思之、蘇惠漁兩位律師從法律上正式成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之一——李作鵬在受審中的辯護律師。律師接著聽取李作鵬對起訴書指控的罪狀的意見。事實上，起訴書中指控的內容，對李作鵬來說應當並不陌生，早在預審過程中，針對這些內容早就對他進行過反覆的、詳細的訊問，因此，提及對起訴書的意見，他稍加思索就滔滔不絕地講述起來。由此推知他對於律師的工作願意配合，但給人的感覺也並不是那麼迫切或寄予期望，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