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洗衣服，等大家吃晚飯的時候他又在母親懷了睡著了。後來我實在看不過去，我對著他發火，嚷要送他回家，母親說，難道你沒有看到你姐現在累得都只剩下皮包骨頭，不成人樣了嗎？我頓時啞然。最後一件事發生後最近，我回家玩了一個星期之後，返校時繞道福州去看望一個大學同學。去之前母親問我到了福州後去不去哥家，因為跟哥有些矛盾，我真的不想去，於是我說看情況吧，母親說：“他畢竟是你哥啊。”正是因為這句話，我到了福州之後儘管費了一番波折，但還是去了，看了哥、嫂，以及已經2歲多了不過從沒有回過老家的我侄兒（我哥嫂他們自從有了小孩連續三年沒回家了）。母親也從來不干涉我們，無論我們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她幾乎都是支援的，一來是她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經歷過我們所面臨的一些事，無法給我們一個好的建議；二則應該歸於她對我們的信任了。正因為如此，我們都從不輕易做出決定，我們不希望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讓母親失望。現在想來，儘管母親文化水平不高，但其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頗有學識的知識分子所不及的，而這種寬鬆的家庭環境使我們獲益匪淺。
。 想看書來
哀山鄉賦（9）
這樣的日子儘管艱難，但因為全家的團結一致樂觀向上而顯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後來婆媳之間的一些矛盾給了母親很大的刺激，2001年，母親去了福州我哥家，本來此行的目的是去照顧即將出世的孫子的，3個月之後卻選擇了在一個大清早，在哥嫂他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收拾了衣物，獨自回了老家。
經歷過那件事後，母親很長一段時間都傷心。正因為如此，我在家的時候，總想方設法讓她高興，並且瞞著父母到去買了臺25英寸的彩電替代了原來又破又小的17英寸黑白電視，過年時我給他們每人買了一套衣服——說實話，這些錢都是我從同學處借的，但在父母面前我只能撒謊說是自己掙的，否則他們肯定不高興。我只是希望他們的心情能有所好轉，這是什麼都無法換取的，花費多少我都認為值。
寫到這兒我真想哭，不為別的，就為我到現在還不能給父母分擔壓力，減輕他們的痛苦。但我堅信，不久的將來，我會的，而且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此時此刻，在這千里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親，我至愛的母親，兒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生於1965年，二姐1969年——她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過的。對於她們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爾從母親和她們自己的口中瞭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學的時候得成天揹著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則成了我記憶深出暖暖的搖籃，我就在她的背上搖呀搖，搖過了我的幼兒時代，也搖過了我的半個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從何時開始記事，但我卻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二姐揹著我的時候，因為不知何事讓我不高興，我就又哭又鬧，還抓她的頭髮，姐就使勁地左右晃動著我以作報復，而我就鬧得更兇了。這個場面成了我最早的關於幼兒時期的記憶。
大姐初中畢業，因為沒考上高中和中專，就回家了，二姐則小學四年級還沒畢業就輟了學。從我逐漸懂事開始，我們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時兩個姐偶爾會說起這件事，母親總是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口吻解釋說，當時不像現在，家裡連只雞都不許養，哪來什麼收入，窮得叮噹響，早晚吃的稀飯稀得撈了半天不見飯粒，更不用說有錢讀書了。姐姐有時候會不客氣地“將”上一“軍”：那時候哥又怎麼有錢讀書！每每這個時候，母親也只有苦澀地笑笑，不言語了。現在想來，不能否認父母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則在於家庭的貧窮。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負重也要把我們兄弟倆送到學校去，那麼我們姐弟四個就都只能在家繼承父母的衣缽了。當然也正是因為兩個姐在輟學後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們兄弟倆才有了安心求學的機會，她們為我們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兩個姐（尤其是二姐）本來所學就不多，輟學後又沒日沒夜地奔波勞作，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那份“閒情逸致”接觸書本，到後來僅學到的一些東西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為此她們都沒少吃苦頭。我初中時開始自己寫對聯，一般大年三十那天我一邊寫，二姐就一邊貼。我高一那年貼對聯的時候，由於我沒告訴她貼哪兒去，她竟然把一副該貼在豬圈上的對聯給貼到大門口上了，幸虧發現得及時，才沒遭鄰人的笑話。我知道那是由於二姐認識不了幾個字所致，便沒有大聲嚷嚷，但直到我現在仍清楚地記得，當我悄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