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仍不認輸。愛珍是上海解放前不久保釋出獄，飛到香港，住香港兩年，轉來日本，與我遂成夫婦。要說不好，當然是我不好，我對她到底存著什麼心思，說真也真，說假也假。而她亦起先沒有把事情來想想好。到今兩人看著看著又歡喜起來，我道：原來有緣的只是有緣，愛珍卻道：我與你是冤。
大凡女人一從了男人，她當即把兩人的新的身世肯定，但愛珍的肯定中另有她的才氣飛揚，所以不使我想到對她的責任，與她所以能如天地同壽。
婚後頭兩年裡，我想到她的有些地方就要生氣，毒言毒語說她，說她與我稱不得知心，如昔年說玉鳳。而她不像玉鳳，她聽了不當一回事。本來做了夫妻還有什麼知心不知心，豈不是無話找話？中國民間舊時姻媒，單憑媒妁之言，連未見過一面，成了夫婦，才是日新月異，兩人無有不好。這種地方愛珍比我更是大人。
至今我與愛珍，兩人是一條性命，饒是這樣，亦兩人天天在一起就未免要有口角之爭，一點不為什麼，只為我生來是個叛逆之人。而且我總是對於好人好東西叛逆。
我從廿幾歲至今，走走路心有所思，常會自言自語，說出一個“殺”字。我原來也很多地方像黃巢。在日本坐電車，我每每把車票在手裡捏皺了，因為心熱、不安靜之故。在家裡我是每每跡近無聊，無事只管會叫：“愛珍呀！愛珍呀！”愛珍又要做事，又要答應。我道：“我的老婆老了，我心裡有想要掉新鮮的意思。”愛珍笑道：“呵呵，你的良心這樣壞，自己都招了。”又道：“只要你有這個膽。”愛珍在廚下，我站在門檻上，嘴裡還念：“我與你又無記認，又無媒證，要賴賴掉也容易。”愛珍道：“你敢再說一遍。”我就再說一遍，愛珍笑了。我又幾次三番說要做和尚去，自己亦不知是真心抑是假話，愛珍卻道：“好啊，你揀定日子，我送你上寺廟。”惟一回我說：“我想想做人無趣。”竟連自己聽了亦疑心是真話，愛珍在吃飯的人，當即放下碗筷，淚如雨下，曰：“你這樣說，那麼我做人為何？”我趕忙安慰她。又平時說話之間，提到生死，她道：“你若有個短長，愛珍也跟了你去了。”
原來夫妻頑皮也是我們，但若真有個風吹草動，便迴護之情，即刻天地皆正。昔人詩：“身留一劍答君王”，一樣亦以答朋友，亦以答夫妻。
愛珍原也不聽我的話，而她的不聽話，也許還比順從更好。昔年她在上海，抗戰勝利前一年，我即告訴她要準備逃難，但是她為人上慣了，她的風度如山如河，看事情皆出之以平靜。
二
愛珍的前夫吳四寶是南通人，他的父親在上海成都路開老虎灶賣白滾水，弄堂人家來泡水，一文錢一大壺，收的錢都投入毛竹筒裡，朝夜三場忙頭裡只聽見豁朗朗一片聲錢響，四寶從小就調皮，他來幫手腳，揩油得十分文錢就去逛城隍廟。彼時的物價，兩文錢吃得一碗油豆腐細粉，有十文錢可以吃幾式點心，還看了西洋鏡。不久父親去世，哥嫂要分家，四寶卻什麼都不要，他有一位出嫁的姊姊出來講公話，總算代他爭回了一些東西，而他亦不在其意。他姊夫帶他在跑馬廳牽馬，姊夫是大馬夥，他做小馬夥，後來他給一個英國人開汽車。
天下惟有做白相人不是可以學得來的，做得出做不出，不知要經過多少場鴻門宴。秦舞陽年十三，白晝殺人於市，人莫敢近，四寶初起時亦正當這樣的年紀，但他不過是白晝遊於市上，心思熱，愛管人家的閒事。原來英雄美人的亦不過是閒愁，王者之興亦不過是愛管閒是非，乃至釋迦渡人，唐僧取經，亦皆不過是這樣的心思熱。他又出落得好一條大漢，幾次三番把租界巡捕拋到河裡去，後來捕房反為來與他結交了。他十六歲，就領得租界的護照，佩帶手槍，提起馬立司小四寶，人人皆知。
前輩大白相人黃金榮，是當租界捕房的探員出身，惟他卻有氣概，像鄆城縣押司宋江的行事。杜月笙是稱水果出身，繼承黃金榮做青幫老頭子。他們雖然結托中國民間，但是著重還在租界當局，不過把兩方面的意思圓轉溝通了。要到吳四寶，才不買租界的賬，他結托中國民間，以與祖界當局分庭抗禮，亦非合作，亦非對立，而要說合作，也是合作的，要說對立，也是對立的，總之大丈夫處世接物，自然響響亮亮。這等於潛移的租界革命，而與之廓然相忘。中國人是特有一種與世相忘，如辛亥起義，是與革命相忘，又如八年抗戰，是有一種歲月相忘，乃至敵我相忘，彼時上海民間與租界亦有這樣的一種相忘。
吳四寶是青幫，拜小阿榮做先生，但四寶也不靠投門牆出身。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