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非常好的。還有愛玲文章裡描寫民間小調裡的鼓樓打更，都有一統江山的安定，我才亦對這些東西另眼相看。可是隨即我跟愛玲去靜安寺街上買小菜，到清冷冷的洋式食品店裡看看牛肉雞蛋之類，只覺與我剛才所懂的中國文明全不調和，而在她則只覺非常親切，她的新就是新得這樣刺激的。
我與她同看西洋畫冊子，拉斐爾與達文西的作品，她只一頁一頁的翻翻過，翻到米開朗基羅雕刻的人像《黎明》，她停了細看一回，她道：“這很大氣，是未完工的。”塞尚的畫卻有好幾幅她給我講說，畫里人物的那種小奸小壞使她笑起來。愛玲自己便是愛描寫民國世界小奸小壞的市民，她的《傾城之戀》裡的男女，漂亮機警，慣會風裡言，風裡語，做張做致，再帶幾分玩世不恭，益發幻美輕巧了，背後可是有著對人生的堅執，也竟如火如荼，惟像白日裡的火山，不見焰，只見是灰白的煙霧。他們想要奇特，結局只平淡的成了家室，但是也有著對於人生的真實的如泣如訴。
現代大都市裡的小市民不知如何總是委屈的，他們的小奸小壞，小小的得意，何時都會遇著大的悲慘決裂。現代的東西何時都會使人忽然覺得它不對，不對到可怕的程度，連眼前那樣分明的一切，都成了不可乾涉。愛玲與我說：“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帶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又一次她告訴我：“午後公寓裡有兩個外國男孩搭電梯，到得那一層樓上，樓上惟見太陽荒荒，只聽得一個說再會。真是可怕！”
掃帚星的尾巴有毒，掃著地球，地球上就要動刀兵或是發生大瘟疫，但不致因此就毀滅，如今民國世界便像這樣，亦不過是被西洋的尾巴掃著罷了，所以愛玲還是從赫克斯來的影響走了出來。
中國文明就是能直見性命，所以無隔。我與愛玲兩人並坐看《詩經》，這裡也是“既見君子”，那裡也是“邂逅相見”，她很高興，說：“怎麼這樣容易就見著了！”而庾信的賦裡更有：
樹裡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並開，遙看已識，試喚便來。
愛玲與陽臺外的全上海即是這樣的相望相識，叫一聲都會來到房裡似的。西洋人與現世無緣，他們的最高境界倒是見著了神，而中國人則“見神見鬼”是句不好聽的話。
中國人說天意，說天機，故又愛玲在人世是諸天遊戲，正經亦是她，調皮亦是她。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中國人有遠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漢樂府有個流蕩在他縣的人，逆旅主婦給他洗補衣裳“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我與愛玲唸到這裡，她就笑起來道：“是上海話眼睛描發描發。”再看底下時即是“語卿且勿眄”，她詫異道：“啊！這樣困苦還能滑稽，怎麼能夠！”兩人把它來讀完：“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這末一句竟是對困苦亦能生氣撒嬌。這種滑稽是非常陽氣的糊塗。
愛玲自己，便亦調皮得叫人把她無奈。報上雜誌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冒昧寫信來崇拜她，或希望她為前進思想服務的，她亦收存，雖然她也不聽，也不答，也不作參考。我是人家讚揚我不得當，只覺不舒服，責難我不得當，亦只咄得一聲“無聊”，但他若是誠懇的，我雖不睬他，亦多少珍重他的這份心意。愛玲卻不然。她笑道：“我是但凡人家說我好，說得不對我亦高興。”勸告她責難她得不對，則她也許生氣，但亦往往只是詫異。他們說好說壞沒有說著了她，倒反給她如此分明地看見了他們本人。她每與姑姑與炎櫻，或與我說起，便笑罵，只覺又是無奈，又是開心好玩。是這樣的形相，即不論他們當中雖有心意誠懇的，她亦一概不同情。愛玲論人，總是把聰明放在第一，與《大學》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誠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又我與她正在用我們自己的言語要說明一件事，她卻會即刻想到一句文藝腔，脫口而出，注曰，這是時人的，兩人都笑起來，她這人就有這樣壞，連她身為女子，亦會揶揄可笑的形容她自己。蘇州雲巖寺客堂掛有印光法師寫的字，是：“極樂世界，無有女人，女人到此，化童男身。”蘇青去遊，見了很氣，愛玲卻絲毫沒有反感。
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了漢民族的壯闊無私，活潑喜樂，中華民國到底可以從時代的巫魘走了出來的。愛玲是吉人，毀滅輪不到她，終不會遭災落難。
夏天一個傍晚，兩人在陽臺眺望紅塵靄靄的上海，西邊天上餘輝未盡，有一道雲隙處清森遙遠。我與她說時局要翻，來日大難，她聽了很震動。漢樂府有：“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