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豁啷啷把面盆茶裡都打翻，也神色泰然去上課了。我當即與他們相習，往往看過一回書，便到同事的房裡去撩：“我們來打一架好麼？”他也放下事情道：“好呀，不打架還是人麼！”如此就又角力。
同事中惟國民黨員與桂林籍的風雅之士，於我性情不宜。公民教員黃鈞達是省黨部委員，大家與他少有來往，訓育主任姓潘，他每每講述白副總司令的飲食起居，我亦不喜聽。一中與女中的教員一晚在省黨部聯歡聚宴，這潘主任坐在我旁邊，聽他又講說，我時已醉，因道：“你們廣西人真小氣，我家鄉近地出了個蔣介石，我都平然。”他一怔，卻笑問：“那麼你不佩服白副總司令？”我怒他這句話問得陰毒，乘醉大聲道：“他也不過是白崇禧罷了，而我自是胡蘭成。”他再拿話引我，我大怒道：“你是想引我說出反對白崇禧，你聽著：我就叫一聲打倒白崇禧！”當下我只見席上凌亂，女中的體育教員，我今已忘了她的姓名，大約是個共產黨員，常時倒待我很好，今見我闖禍，她就領頭叫眾人都唱歌來掩蓋，我被用汽車送回來。
翌日下午酒醒，我記起昨晚的事，心裡很不自在，又是星期日，學校裡空蕩蕩，我就去到馬孝安房裡，他臉色十分難看，發話道：“真吾介紹你我來此地教書，你今闖下這樣大禍，豈不連累於我，且你也對不起真吾。”我本來也知愧，但他這樣說，我倒是不服，而且不樂，心裡想這馬孝安，他平時的豪放何在了？我遂道：“對真吾我此刻沒有適當的話，但我必負責不致牽累到你的。”孝安兀自怨恨道：“你還不牽累我？你使我只可離開廣西了，總不能為戀飯碗把命也送掉。”到底還是真吾，他倒沒有怎樣說，雖然他亦不以我為然，而我亦不對他表示抱歉。自這回闖禍幸得無事，我就多年不曾再醉。
下學期一中仍續聘我，偏是孝安不得續聘，他真的只可離開廣西回紹興了。這馬孝安，昔年他在蕙蘭畢業，又去廈門大學讀書回來，住在杭州，用錢完全是大少爺的派頭。他研究西洋文學，做得好白話詩，舊詩亦甚豔，學王次回，卻還比王次回的好，在杭州就只飲酒遊西湖，與他的愛人鍾小姐，兩人可比三潭印月，一個是潭水，一個是印在潭水裡的月亮。那鍾小姐在人前只是抿著嘴唇笑，更見得是出身名門，什麼都大有深意。馬孝安是凡接到鍾小姐的信，他臉上即刻非常正經嚴肅，這也是極應當的。但我總覺得不對，即因其太應當，而又太吃力。如此數年，到他從廣西回去後，到底離了先前的妻，與鍾小姐成其夫妻，在紹興家居，一個退化為沒落的地主，一個變得蓬頭垢面，生男育女，俗到風韻全無。《禮記》裡說弊盡而不見惡，他們卻這樣的經不得。
後來陳海帆亦離開桂林三中回紹興去了，就只剩下我一人在廣西，從南寧又轉到百色及柳州，教書凡五年。在那五年裡，我夙興夜寢，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雖是因我年少氣盛哀樂過人，但中華民國實亦要有一個反省，何況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雖經過辛亥革命，軍閥內戰，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尚遼遼未央，所謂人心思反。
玉鳳病死的那年我在胡村，所見景象已與我小時的大不相同，左右鄰舍都窮到連幾毛錢亦無處借，有如日暮群雞的荒愁，連社戲十番都衰歇了。有錢人如馮成奎的刻薄，暗淡驚懼於迷信，及外面紹興那樣大地方出來的新式紳士馬孝安、陳海帆的藐小破落，皆使我懮傷發怒。第一，中華民國現在這樣貧弱總不是事，孟子贊大禹亦因他的功利在天下，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第二，那些不誠實的豪放與優雅，實在應當一掃，還有辛苦學得來的西洋東西，到底連對自身亦不能傾心相知，這時卻有個馬克思說要掃清一切霧數的感情，而且敢於平視西洋的權威東西，這就可喜。馬克思主義雖是他人的聲音在叫喊，但也激發了中華民國一代人的大志，且要重新來格物致知。
當時廣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禮賢下士，勵精圖治，就中白崇禧尤其是名將，志在渾定中原，招聘留俄學生為用，因此就有不少在上海失了風的共產黨員避到廣西來了，一中教員即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皆有，而我是敬服託派。起先聽他們談國際問題與國內政治經濟的形勢，真叫我望塵莫及，但我且只顧從基本的書學起，後來倒也忽然一旦都追上他們了。我教的幾班學生都與我好，全校中惟有我對學生可以令出必行。我多少資助貧苦學生的學膳費，且資助他們去上海進工廠做工人運動。我還透過一中的學生指導他校的學生，要他們恢復廣西學生聯合會，惟因幾個中學生都到上海去了，此事進行得沒有成功。
但我自己什麼熱鬧都不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