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我亦不與桂林籍同事聯吟古詩，我亦不留意黨政軍要人的佳話，我亦不與左派同事合唱《伏爾加船伕曲》或《國際歌》。書生我原不喜，於要人我更無緣，而且許多所謂革命者我亦與之相遠。首先我就怕聽慷慨激昂的話，那其實只是激昂，卻並不慷慨，他是假意的這樣說說，已經不好，而他若認真這樣的做起來，更其不好。這樣人又往往會現實得出奇，非膽怯涕泣，即冷靜得殘酷，因其總不離神秘。
但是我這個人也實可惡又可笑。一中有個女同事李文源，是廣東軍閥李揚敬的堂妹妹，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一向在上海做共產黨員，幾番被捕，得李揚敬保釋，這回才避到廣西來的。她教初中國文，遇疑難常來問我。晚飯後天色尚早，時或幾個人出去郊原散步，到軍校附近，聽她唱《國際歌》。另有個男教員賀希明，也是共產黨員，在對她轉念頭，不得到手，卻猜疑她是心上有了我之故。我原也覺得李文源生得活潑倜儻，但是不甚喜她的黨員氣派，兩人說不上存有意思。那賀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