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此心已回到瞭如天地不仁。
世上人家四
玉鳳出殯後過得兩個月，我到廣西去教書。是崔真吾介紹，除了我還有馬孝安與陳海帆，真吾亦同行。行前我把俞家贈我的竹園賣了，價銀一百二十元，三十元留給母親安家，九十元我做路費。俞家庶母當然不快，卻裝得灑然，而我亦不顧。
從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孝安、海帆言談甚豪，他兩個與真吾都是新文學者，有錢人家子弟。獨有我的情形難比他們，且因玉鳳新亡，鮮言寡笑，每每一人到甲板上看月亮，聽風濤打擊船身。真吾賀我喪妻是從舊式婚姻得了解放，我當下大怒，差一點沒有發作。孝安與海帆又笑我的草帽陳舊，在房艙裡拿它拋擲為樂，我很不喜這種輕薄。他們都算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人，真吾倒沒有改，孝安、海帆卻因家境在逐年走向下坡了，慷慨也變得不自然，待人不免為勢利分出上落，想起卓文君的《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我不禁為他兩個難受。他兩個都捧真吾，三人凡在說一樁事情，總是一股正經，我只可在局外。但我的一生中，令我自慚形穢的漂亮人兒與莊嚴事兒，後來本色相見，原來都不漂亮莊嚴。
船過廈門時，我跟他們上岸遊公園，此地已是炎方南中，只見一派海氣驕陽，白雲急雨，採得紅豆回船。他們各把紅豆寄給愛人，我把紅豆放在衣箱裡三年。及到香港，我跟他們住了兩天旅館，一同上街飲茶吃叉燒包，茶樓裡招待的廣東姐兒們倒是灑落挑撻，卻自有一種正直。孝安、海帆到公司買襯衫，都是上等貨。我不買。
後來到梧州，卻聽說教育廳長李任仁提出張海鱉當一中校長，省府會議通不過。原先是張已內定了，李廳長同意他聘請我們的，現在我們可是還去南寧不去呢？真吾說已經到得此地，還是去，請李廳長另外設法。孝安、海帆齊聲道：“此行原為南中有朋友山水之樂，若為一百二十元月薪，哪裡去不得，要這樣路遠來教書？我是到南寧看看，好就多玩幾天，不合心苗就鞭馬而回。”惟有我不言語，只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倒也心裡一橫。孝安還說：“只是蘭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個機會，我與海帆就讓給蘭成。”當下我聽了亦不介面。
到得南寧，同去見李廳長，李廳長倒也負責，但各處中學已於前一兩天開學，且三人都是文史教員，臨時要安插實在也難。我們且搬到真吾處暫住。真吾在黨部及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做事，住的公寓是稱為白屋的一幢洋房。入夜樓下院子裡夜來香濃烈得一陣陣如潮水般漲溢，樓上聽得見街上的夜氣暑氣也都像是有萬千言語，時有賣唱的人吹簫管經過，那種簫管我在別處沒有聽見過，吹的調門是粵謳，那聲音的繁華只能是生在海市如沸，村中檳榔葉暗，木棉花紅的南中。
第三日李廳長叫真吾來說，一中有個空缺，問我們三人中誰去？我不好開言，海帆想要說但是難為情，卻聽孝安對真吾道：“我是下午就搬行李進去呢？還是先去見了校長，也帶便看了教員宿舍？一中的房間若好，我住校亦可以的。”一中就在南寧。翌日我們到校裡去看過孝安一回，果然已經諸事舒齊。再過星期，李廳長又叫真吾來說桂林三中有個空缺，問我與海帆誰去？我仍不言語，海帆就訴說他出來時家境已相當為難，他需要職業，且桂林山水是他所想望一遊的。翌晨真吾與孝安送他上汽車，我亦去送他的。
如此只剩下我一人，仍住在白屋。這公寓白晝很靜，諸人皆去機關辦公，樓上連屋瓦與走廊都發出驕陽的音響。我初來不服水土，就病倒了。卻不知是什麼病名，亦不延醫服藥，時時發熱譫語，醒來只仰面看天花板，此時惟有一個念頭，等病好了我去江西加入紅軍，但此念是從平靜的心底生起，對人世一點仇恨亦沒有的。我病在床上二十日，忽一夜夢見玉鳳，她煎藥給我吃，醒來渾身汗津津，頓覺神志清爽，天明就起來得，也吃得飯了。當天我出去到街上稍稍散步，回來卻見桌上有李廳長的介紹名片，到這時候一中竟還有教員出缺。我就補了進去。
一中教員廣東人多，他們沒有江浙人的文氣，卻吵吵鬧鬧，大說大笑，呼朋引類吃東西，這我倒是喜愛。星期一在大禮堂開紀念週，學生在臺下，校長教員在臺上，教員中忽有七八個一齊頭戴紅頂子瓜皮帽，坐在那裡一笑不笑。在教員宿舍裡常常追逐為戲，學生見了亦不以為意，有時已打上課鍾，教員房裡還在角力，一個被撳倒在地，背上擱一枚板凳，凳上把面盆茶壺茶杯墨水瓶等什麼都擱上，面盆裡又滿是水，好讓他起不來，那一個就管自去上課了，這一個卻一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