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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敬的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古神父在村子外面迎接我們，還有那些熱情的教友們，使我們一下感覺就像來到主的國。目前這裡已是峽谷地區的宗座監牧教堂，古神父作為教區副主教，在這裡領導幾個傳教點的神父們。這是一個隱忍淡定的好神父，一個六十三歲的好老頭兒，一個絕不後退的鬥士。他的法國同僚們大多回到了歐洲或轉到其他條件較好的傳教區，但是他選擇了留下——他在這個充滿危險和彷彿是世界最遙遠的村莊，已經為主耶穌在西藏的光榮奉獻了三十多年了！對於這樣一個早就過了退休年齡的老神父，教會多次催促他回歐洲頤養天年，但古神父的回答是：我的墓地在教堂村，這是一個神父最後的崗位。
可敬的古神父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是：“歡迎來到教堂村，讓我們一起來做西藏的腳伕吧！”
我們的聖堂位於村莊的中央地帶，是一座巴西里卡式風格的建築。如果歌德稱讚科隆大教堂為“人類文明程序的一部文獻”，雨果形容巴黎聖母院是“一個巨大的石頭交響樂”的話，我眼前的這座教堂，我情願稱它為“基督福音在藏地的前哨”。
它並不奢華，但在四周低矮、樸素的藏式民居中顯得十分突出。巍峨的鐘樓在前，矩形的主堂在後，遠遠望去像一艘駛向東方的戰艦。鐘樓前方有一個規整的中式四合院，由兩層樓房組成，二樓南北兩側的廂房分別是神父們的宿舍和教室，樓下是廚房、儲藏間、馬廄以及僕人們的房間。——噢，人們揶揄說，在這裡的歐洲人都是富人，因為他們是僱得起僕人的人。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樸實、勤勞、忠誠的藏族僕人，神父們不要說難以開展傳教工作，可能早就餓死啦。
從古神父身上，我們開始慢慢學做“西藏的腳伕”，這需要怎樣的謙卑，怎樣的忍耐啊！古神父告訴我們，在康巴藏區，需要用最古老的方式來傳教，即“謙遜地走進每一戶人家，做他們忠誠的僕人”。康巴藏人是個驕傲又敏感的民族，外表強悍似匪徒，心靈純潔到脆弱，就像這裡一些土質疏鬆的山坡，任何一點微風細雨，都可能引來一場山崩。而一旦你堅固了他的心靈，他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有一次，我和古神父去探訪一個獵戶。他一直拒絕接受我們的信仰，認為他們的神山保佑他每次出獵都有所收穫。可是這個老獵人大約患上了肺結核，他的妻子來到教堂村，請我們去看看她丈夫還有沒有救。我們到時，老獵人剛剛猛烈地咳嗽了一通，我看見女主人用一個木碗去盛病人吐出來的帶血的濃痰，她看見我們來後，便將這個木碗裡的痰倒了，順手用一塊骯髒的布隨意擦了擦，便倒茶給我們喝。我看見古神父幾乎沒有猶豫，就在女主人期待的目光下將那碗“茶”喝了。我也只好閉著眼睛把它喝了下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往訓萬民（4）
我們由此贏得了這戶人家的心。
有許多藏族人是因為貧窮和苦難而接近我們，走進了教堂，天國的大門總是為他們而敞開。“苦難讓人們離天主更近，祈禱讓窮人充滿活下去的希望。”這是我母親從小教育我的話。藏族人從不畏懼任何苦難，他們只是需要一些能夠與他們共享苦難的支援和憐憫。儘管這裡沒有什麼是令人感到舒適的，似乎在這裡，苦難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一樁愛情，也充滿了磨難和血腥。前些天一個行吟詩人和一個貴族小姐逃亡到我們的教堂村。那個詩人被打得不成人樣了，這場在本地不合時宜的愛情足以讓一個作家寫出一本精彩的小說。我經常不明白的是：這個看上去很古樸、保守的民族，卻有著歐洲人的浪漫精神。
在藏區的教堂村和瑞士瓦萊省的玫瑰村之間，透過一個經常喝得醉醺醺的郵差，將兩個相隔遙遠但又有著千絲萬縷的思念的村莊聯絡起來。不過這個叫阿措的傢伙常常忽略神父們等待家書的急迫心情，他要麼在送信的路上順路去探訪親戚，要麼可能醉臥在某棵大樹下幾天幾夜。他完全不知道，他每次來到教堂村，都是神父們的節日。
就像在這個慵懶的下午，杜伯爾神父掐算應該是郵差阿措到來的日子——實際上三天前他就該來啦。可是夕陽已經染紅了峽谷對岸的雪山尖，杜伯爾神父還沒有聽見村莊外那熟悉的狗叫。只有迴響在教堂裡的肖邦的音樂，把一個單調寂寞的下午彈奏得更加漫長。
羅維神父從走廊外面踱進杜伯爾神父的房間，見他神情低迷的樣子，就問：“嗨，你在等那個酒鬼的腳步嗎？”
杜伯爾神父坦率地承認：“這個醉醺醺的傢伙，有十二天沒有來了。”
羅維神父其實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