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結果出乎我的意料,這是實情。如果這算是偏見的話,那我的偏見是我認為不同的人群差別很大。一些事實也確實加深了這一印象,比如,有一年我和我妻子在埃及的勒克爾旅行,數年前那裡就擠滿了遊客。在一個大廳裡,一個人過來和我妻子交談,他似乎認識我妻子。我妻子反覆說:“對不起,先生,你認錯人了。”他才說:“對不起,夫人,你們看起來都是一個模樣。”那件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他們與我們完全不同,而我們彼此十分相像。
但統計數字說明了一切。以後30年間,許多新的研究結果再次證實了這一事實。遺傳學家們一直在爭論區別不同人群的基因變異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是8%還是7%還是略多或略少。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個小數量的人群同樣具有人類遺傳多樣性總數的85%。萊旺廷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如果爆發核戰爭,地球上只有肯亞的吉庫尤人能倖存下來,因為這個民族仍然儲存著人這個種系85%的基因變異。這是對種族主義的“科學”理論的強勁反駁,它也肯定了達爾文1830年對人類多樣性的論述。正如這一章的標題——希臘語“萬眾歸一”,人類具有共同的生物屬性。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對不同人群的研究就失去了意義呢?遺傳學真的能對人的多樣性做出回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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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程接下來的這一站,我們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遺傳學知識。隨著時間的流失,基因如何在一個人群的變化中起作用,這個理論十分複雜,涉及定量科學的許多分支,統計學、力學、機率理論和生物地理學都在遺傳學的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說明其中的一些關鍵因素,幾乎人人都能理解這些理論框架的基礎概念。
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是突變,沒有突變是不可能產生多型現象的。這裡的突變,指的是基因的排列順序發生的無規律變化,其發生比率約為30個每一代每個基因組,換句話說,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攜帶著約30個全新的變異基因,這些新的變異將他/她與父母區別開。這些突變的發生是沒有規律的,因為它們是DNA複製細胞分裂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在何處發生,沒有任何特定的原因和背景,它們的發生與外界的影響沒有特定的關係。我們可以形象地把變異的發生比喻為博彩賭中哈思·魯濱遜抽彩機器的抽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突變”所“抽中”的個體。蘭德斯泰納發現的血型異同,便是由基因突變引起的,是一種多型現象。
第二個關鍵的因素是選擇,特別是自然選擇,這正是達爾文敏銳的發現。在原始人進化為“智人”的過程中,它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所謂自然選擇,就是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生物會獲得繁殖的優勢。例如,在寒冷的地區,厚毛髮的動物比沒有毛髮的動物有優勢,它們的後代更容易存活。人類進化成為今天這樣有情感、文化的“猿”,自然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它促進了語言、兩足直立行走等人類重要特徵的產生。如果沒有自然選擇,假如我們能夠回到500萬年以前,我們會與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類人猿祖先十分相似。
第三個因素是遺傳漂移。這是一個特別的因素,它意味著相對與外界隔絕的小數量的人群,在對基因變異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設想一下,如果你把一枚硬幣向上拋1000次,你有可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其落地為500次正面500次反面。但假如你只把它向上拋10次,得到5∶5結果的比率微乎其微,結果極有可能是4∶6或7∶3。同樣的道理,小數量人群會引起無規律的基因速率變化,在幾代之內就能產生驚人的變化。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將一枚硬幣拋起10次,7∶3的結果出現在小數量的人群中,70%“遺傳”了“正面”,只有30%“遺傳”了“反面”。而這一結果同樣影響著下一代的基因變化速率,每一代的變化速率由50%增加到70%,由此經過幾代,就會引起遺傳模式的巨大變化。很顯然,基因漂移對小數量的人群影響重大。
以上3個關鍵因素相結合,形成了今天這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基因序列圖譜,決定了不同人群複雜的多樣性。正是這3個因素,形成了8%或7%的不同變異。這些少量的變異,將地球上的人群與人群相區別,因此我們看到各個地區的人是這樣彼此不同。在20世紀中期,研究者確定這3個因素是基因變化的關鍵因素。但是,僅僅從生物化學的角度認識到了人類的多樣性,知道了基因如何影響一個人群的變化,還不足以確定人類進化、遷徙的具體細節。接下來,我們要去追尋一位義大利醫生的足跡,他喜歡歷史,有數學天才,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