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加緊學英語。他的英語在中學時就開始學，進大學後又接著學，拿著字典可以看英文書。這時再一抓緊，勤奮加上他的聰慧，很快就能讀懂原文。他直接給英國書店去信、匯款，把所有王爾德的作品，連同宣揚他那“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的論文，以及關於對王爾德的評論，都買來了。他完全沉醉在對王爾德的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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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戰鬥的時刻。一方面是革命鬥爭風起雲湧：南昌起義、八七會議、秋收起義、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中國人民舉起了武裝鬥爭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各派軍閥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下，對革命人民進行著血腥的屠殺。
在這種形勢下，北平的學生運動也正如火如茶地開展著。而塞上蕭卻真的“兩耳不聞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裡，一方面又沉淪在北平學生公寓的放蕩生活中。放蕩生活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本是一個母體裡的雙胞胎。王爾德認為在生活中已經看不到出路與希望，只有藝術是最真實的，最美的。為了追求這個美，別的什麼都可以不要。王爾德的主張和塞上蕭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脈相通的，所以現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學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塞上蕭住的這個公寓就更多一些，因為都是朝陽大學的學生。對他們當中一些人來說，唸書就是混張文憑，鬧個大學畢業的資格。所以唸書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樂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時北平學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舊社會享樂的一些玩意兒在那裡面幾乎都可以找到。賭、酒、女人，甚至抽大煙，在公寓都方便。沒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賭的，又沒有一家不是公開聚賭的。如果你想打麻將，只要告訴夥計一聲，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來，只要頭錢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錢就好辦，夥計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會給你領個女學生打扮的姑娘來。半夜十二點過後，肚子發空了，要吃什麼幾乎是一呼就到。錢多的，夥計給你用提盒到飯店去提；錢少的門外就有餛飩、硬麵餑餑；你又沒錢又要喝酒怎麼辦？先賒著，四十枚花生豆，二兩臘腸，一壺燒酒，就可以讓你有半仙之體，甚至還可以騰雲駕霧。公寓周圍有不少靠著這幫學生少爺吃飯的，坐在屋子裡什麼骯髒的勾當都可以辦到。這不是念書的學生，是書本里的蛀魚，是書桌裡的蛀蟲，它們很小，很不顯眼，但是天天在那裡齧食，天長日久，把最有價值的東西都蛀空了。這是腐朽的舊中國的產物，你到這樣的公寓裡轉一圈，真會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塞上蕭和這幫“蛀蟲”樣的學生少爺還不一樣，他還要研究他的王爾德，他還要思考問題，他還想寫東西。但他和他們有時就鬧到一塊去了，甚至還鬧得很兇。
這時李漢超已經參加黨了。他是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骨於，鬥爭非常緊張，但他並沒忘了這位頗有才華的老同學。他有時來看他，每來一次總勸他從這裡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塊。塞上蕭當然不肯。他們倆經常辯論，李漢超讓他走出公寓，走出課堂，到鬥爭中去看一看。他則緊搖著頭說：“我是搞藝術的，不是搞政治的。一個藝術家如果一沾政治的邊，就會把藝術上的美破壞得體無完膚。；”李漢超一聽這話，立刻就激動起來，兩人就會爭得面紅耳赤。雖然如此，關係可從未中斷，一逢節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蕭就去找李漢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館子裡去，吃上一頓好飯。不是塞上蕭一個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漢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裡惦念老同學的身體。他猜不準李漢超參沒參加共產黨，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而且正為之獻身。他見老同學沒早沒晚地搞學生運動，有時顧不上吃顧不上喝，身體明顯消瘦下來。一個人的信仰是不能勸阻的，主義認定就不好改變。塞上蕭覺得，這正像他父親信奉封建禮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義、崇拜王爾德一樣，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勸告李漢超，兩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藝術。但是對朋友的身體他卻要盡一點責任，大責任盡不上，每隔幾天幫他改善頓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這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必盡的義務，如果遇上哪個星期天沒找到李漢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著為止。李漢超也明白他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辭了，推辭也沒用。本來李漢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館子，他那地主家庭總給他匯錢來，但他一個錢也不肯亂花，他要買書，要救濟困難同學，要儘可能地多交一些黨費。而且他也真顧不上去講究吃喝呀。
他們的關係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