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隨時可能發生危機，波伏瓦一直為他提心吊膽，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結果最後這還是成為現實。
波伏瓦經歷著這種永遠分離的痛苦，其感受甚於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這正如薩特一樣，雖然失去閱讀和寫作能力對於他來說已經喪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為了什麼？──不為什麼！這並不是貪戀生命，它既是對命運的順從，也是對命運的抗爭。其實人的整個一生不都是這樣的嗎？她還活著，還在幹一些事情，還在發揮自己的作用，就像當年她和薩特在一起時那樣。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薩特在另一個世界見面，雖然她根本不相信來世；或者不如說，她希望儘早擺脫因薩特離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過了她78歲生日。也許是一種感應，也許是身體狀況的巧合，在接近薩特6年前患病的時日，波伏瓦的身體也變得更加壞了起來，而且患的病也跟薩特一樣──因肺部炎症而導致的肺水腫。最後終於不治，波伏瓦於4月14日逝世。
薩特是死於4月15日。兩者相差一天。我們無法瞭解臨終時波伏瓦的內心感受，但我總以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愛人相會；而這提前的一天，也許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這是怎樣的一對情侶啊！
在《勢所必然》的結尾處，波伏瓦總結說：“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薩特保持了這種關係。30多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處了這麼多年，我們從對方的言談之中得到的樂趣絲毫未減。”
薩特去世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波伏瓦在《向薩特告別》的前言中動情地對“薩特”說：“年輕時，我們有過激烈的辯論，辯贏了的人總是說：‘你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你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你再不會走出來了，而我也不會在那裡與你重逢。即使我將來挨著你葬在那裡，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間也不能夠交流了。”
現在波伏瓦終於也躺在“自己的小盒子”裡了，她和薩特合葬在一起──這個位置當然是她的，雖然她和薩特什麼名分也沒有，雖然薩特有過許多女人，但對於薩特來說她仍然是唯一的。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永恆價值（1）
1998年第二期《書屋》雜誌有柳鳴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薩特的永恆價值何在》（下稱柳文）。我正好也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看了柳文後，覺得可以商榷的地方還不少，願意結合該文，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作為本書的一個結束。
柳先生是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對薩特的評價主要從文學角度出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從薩特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來說，他對我們的價值今天看來還在於，他主要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將薩特的文學與哲學作這種比較時，柳先生的論據是：“與他在20世紀文學史上所佔有的第一流大師的地位相比，他哲學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當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學史論著中，他都未能獲得專章入論，至於在中國，他的哲學論著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
柳先生的這一論據是缺乏說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學史論著”。某些哲學史論著不為薩特設立專章，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如果一定要說它表明了什麼，我只能說，表明這些書的作者缺乏應有的眼光。在我看來，任何一部夠分量的論述20世紀西方哲學史的著作，都不可能無視《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認它們是第一流的哲學著作。一個人只要擁有這兩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當得起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大師的稱號，何況薩特一人就有了兩部。
至於說薩特的哲學論著在中國“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這難道就能說明薩特不是第一流大師嗎？換言之，第一流哲學大師必須在中國擁有廣大的非專業工作者即社會公眾為讀者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像胡塞爾、維特根斯坦這樣的人，除了專門搞哲學的，中國人中有誰聽說過他們？但誰能否認他們是20世紀哲學史上第一流的大師？
我發現，柳先生在論及薩特哲學時，有不少常識性的錯誤，試辨析如下：
柳文說，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義現象學之門”，薩特當時“還未入存在主義哲學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談話後，薩特“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這裡柳先生顯然是將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混為一談了。事實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