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中國的每一次劫難，也都發生在外來的低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無文化的農民革命政權，進行野蠻和半野蠻的統治時期。回顧“文革”十年，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一大半是無知的紅衛兵；提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論，殘酷折磨知識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開特定的政治條件，與這些人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是分不開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堅，由於長期統領部落，居遊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不斷騷擾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感化也就相對多些，並由此產生出對於高階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追求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語，努力融入中華文化。拓跋氏則不同，胡服騎射，遊掠虜獲，許多陋習，迄無變化，抱殘守缺，恐懼文明。
民族如此，具體到一個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這些人的頭腦裡，對於接踵而來的現代文明，時代進展，新鮮事物，生活變化，由於來不及適應，便產生所謂的“拒絕投降”的怨尤情緒。有的作家發思古之幽情，留戀昨天那其實一點也不愉快的貧窮生活，好像春節到了，才供應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黃金時代，於是像古人懷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歲月，將滿目瘡痍的昨天，塗上烏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來對抗現實。這和遠古時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廬、奴役制度、擄掠人口，視作正常現象甚至還引以為榮一樣，完全因為變革而打亂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榮，也缺乏與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線上衝刺的力量，才對新時代帶來的文明變化，像面對洪水猛獸似的畏忌。
因此，野蠻落後而頑固保守的拓跋氏，憑藉武力，統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為戰勝者，就要進行殘酷的報復。文化上的差異，也形成可怕的壓迫。弱的劣勢文化，便要凌駕於強的優勢文化之上，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時常出現空白的由來。拓跋氏以人數不多、文化低下的遊牧民族，統治人多地廣文化較高的漢族地區，不得不使用漢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這些文化教養高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於是，猜疑忌畏，動輒問罪，大張撻伐，殃及無辜，便成為文化低下的主子們的發洩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強劣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類歷史，就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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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間受辱於無知的群氓之輩，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好的，採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的，就是敵對仇視，欲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怕知識分子已經匍匐在他面前，輸款納誠，三跪九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也不放心，視那個磕頭如搗蒜的文化人，為首先要防範的階級異己分子。
得意與忘形（2）
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文化要想發展，主要因素，是統治集團不那麼與知識分子為敵；次要因素，是社會相對穩定。兩者俱備，就出現漢唐文化的輝煌氣象。若戰亂頻仍，兵荒馬亂，遍地哀鴻，民不聊生；如果統治者不跟知識分子太作對的話，如晚唐，如南宋，文化發展也不至於完全停滯。要是像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趕盡殺絕的話，哪怕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會出現全國範圍裡的萬馬齊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只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惟求活命，哪裡還有工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繫於當權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瞭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歷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