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勢力的存在，給義和拳一個機會。“滅洋”的口號，應運而生。“反清復明”突變為“反清滅洋”。有革命領袖朱紅燈出，“反清滅洋”又改為“扶清滅洋”。
讓我等分析一下這三個口號的玄機。
“反清復明”——鬥爭，重建舊王朝，回到昨天，即便不是倒退，“遺民”氣也顯得太濃重了。這口號，註定要在歷史程序中趨於陳舊、落伍。
“反清滅洋”——兩個拳頭出擊，兩面樹敵，鬥爭性強了，卻必然陷於兩面夾擊之中而無法生存。
“扶清滅洋”——拉一個，打一個，保一個，反一個，放棄一貫的國內鬥爭目標，專力於排外；如此則有利宣傳，有利生存，且有受招安、修成正果的機會。
朱紅燈是個聰明人。為了“反清復明”的需要，開始他以明朝朱氏皇族自吹，得分不少；如今，再打出“扶清”的旗號，又可得到清朝皇族的賞識。翻雲覆雨，左右逢源，有政治頭腦，是個人物。
後人無須對朱紅燈放棄“反清”大目標予以責難，由“反清”到“扶清”，即便並不表現一個老百姓的國家認同或信仰迴歸，最少表示了一種話語統一。可惜，朱紅燈沒留下關於兩個口號變換的理論文章，這也使後世的政治理論家難於爬梳出義和拳的“代表”精神及理論創新。
一、“扶清滅洋”：一個百年迷誤（2）
“扶清”的口號一喊出，樂壞了山東巡撫毓賢。
毓賢（？—1901），字佐巨，內務府正黃旗漢軍。監生出身，以同知捐貲為山東知府。光緒十四年（1888）署山東曹州知府，任內“治盜不憚斬戮”——以緝“盜”之名，殺“大刀會”成員二千多人，由此獲“屠伯”之號。劉鶚《老殘遊記》中寫的那位發明“站籠”的“玉大尊”玉賢，即影射此公。因為心腸硬，下手狠，毓賢官運亨通，在先後出任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江寧將軍後，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繼李秉衡、張汝梅後，為山東巡撫。④
仇視民眾，也仇視洋人，這是李秉衡與毓賢的共同點。基於這一信念，當他們發現義和拳（大刀會）鬥爭目標轉移為“扶清滅洋”的時候，便隨之調整了“以剿為主”的策略，改為“剿撫並用”或“以撫為主”。毓賢的這一招，是對義和拳的利用，也是對朝廷政策的利用。就在毓賢出任山東巡撫的前一個月、即光緒二十五年二月，皇帝下詔，申諭各省督辦“團練保甲”。⑤ 中央既然有了政策，毓賢自然可以充分消化、落實這一政策。靈機一動，計上心來，毓賢開始了對義和拳的改造。
“毓賢聞其仇教也，即不問其拒捕之罪，反獎為義民，出示安撫，改其名曰義和團”。⑥ 你朱紅燈不是高喊“扶清滅洋”嗎，我“毓小辮”就承認你“愛國”，愛國不分先後、不分朝野嘛，只要你將義和拳的“拳”字改成“團”字，“義和團”就成了本撫院統一領導下的“團練”，就是合法的群團組織，登記在冊，正常活動，官民一體，上下相安，何樂而不為？不要忘了，在打起“義和團”大旗的時候，還要高揚一面“毓”字旗，山東一家，別無分店，切記切記！
義和拳其實是一個既充滿年輕人狂躁、又充滿年輕人幻想的組織，“反朝廷”從來與“敬朝廷”一皮兩面，能吃皇糧，誰掘草根？於是山東境內的“義和拳”紛紛打起“義和團”大旗和“毓”字號大旗。“義和拳”向“義和團”的轉變，“拳匪”向“義民”的轉變，朝夕完成。
官辦“義和團”成了山東省的新生事物。
招安，原來是最有市場的政治交易。
不論義和團們認帳不認帳，朱紅燈的領袖地位已經被毓賢取代了。離開山東之後，毓賢轉任山西巡撫，他曾經不無自誇地表白：“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鑑帥，其一我也。”⑦ 這位“鑑帥”，即原山東巡撫、後巡閱長江水師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鑑堂，故稱。但話說回來，毓賢雖自稱“義和團統領”，也只能虛統虛領；義和團既然人多勢眾，槍刀在手，如虎歸山，如蛟潛水，又怎甘受官府約束？在毓賢擔任山東巡撫的十個月內，義和團並未履行其“扶清”與“滅洋”的任務，倒是給山東的治安製造了不少麻煩。
姑以朱紅燈一支義和團為例，掃描一二。
朱紅燈（1850—1899），原名守財，改佔鰲、逢明，終改紅燈，號天龍。山東泗水縣柘溝鎮宋家河人。因為他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為避水災去了山東長清縣大李莊（此莊今屬齊河縣）舅父劉亭水處行醫謀生，且又在此拉起了義和拳，故有人又誤認他為長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