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成一條縫兒。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僕人：“各國公使必將於今日來賀溥儁為大阿哥事，汝等宜預備茶點。”坐等一日，外國公使無一人至。初二日，載漪仍命僕人備辦茶點，至夜又寂然無客。初三日，覆命備茶點，空等一日，門前冷落如故。載漪不再瞎歡喜了，由喜生恨，他開始捶胸頓足：洋鬼子，該殺該殺！
外國公使不賀“大阿哥”為皇儲，自有他們的道理。當時李鴻章曾詢問各國公使：“我國現立大阿哥，行將為帝，君等入賀否？”眾公使皆言：未悉內情，不知所賀，惟今帝以二十餘年君主，歷與我立約，將焉置之？①
自從受了各國公使的漠視，載漪便生出了對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滿漢官員謁見他，載漪都會問：“予見中國說部中恆有劍仙、俠客，何至今寂寂無聞？”謁者復問之：“汝欲劍仙、俠客何用？”載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殺盡外國人。”謁者乃笑謂之曰：“世無劍仙、俠客久矣，汝將安所求？即求而獲之，只可殺一、二外人，安能將外人斬盡殺絕？汝欲殺盡外人，不必求劍仙、俠客也，但求諸義和團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謁者之建議，慨嘆“一言喪邦”。誰能斷定，這“謁者”不是在“戲言”戲說？
“義和團起，以滅洋為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可用，國家之福。”③ 義和團們何曾料到，他們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爺發現的呢？
藉助“群眾運動”，打擊私敵，謀取私利，這是端王爺們的發明。群眾發動起來了，這等於大河的口門開啟了，或森林大火點著了。只不知，這水將淹誰，這火將燒誰。
一、“扶清滅洋”：一個百年迷誤（1）
光緒二十五年（1899），一直處在潛伏狀態的“義和拳”（又稱“梅花拳”、“金鐘罩”、“大刀會”、“義和會”等）突然以十分張揚的姿態，活躍于山東各地。
“地下組織”嘯聚於光天化日之下，這要歸功於一個人、一句口號。
這個人，即山東泗水縣人朱紅燈。這句口號即“扶清滅洋”。
“義和拳”的前身，即嘉慶年間出現的民間組織“八卦教”、“白蓮教”以及同、光年間出現的“大刀會”。這些團體並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統治為最高目標的準政治團體。“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屢經鎮壓後，這些組織的散兵遊勇便紛紛加入到太平天國、捻軍及各種名號的反抗團隊。雖然“反清”任務艱鉅，“復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復明”的口號在漸傳漸弱中仍然表現了一些漢民族主義者的韌性。
一百年，幾代人，“八卦教”、“白蓮教”、“大刀會”只有既改名稱又改口號，才能適應新的生存。
“義和拳”，不再是一個“拳種”的名稱。“反清復明”的遙遠夢想，及現實重壓下的絕望與渴望，促使著這些練拳人走到一起，築一個“壇”，拜一名“老師”，推一名“大師兄”，又一名“二師兄”，幾十上百人的貧弱者因結夥而強大、而膨脹、而有了為所欲為的可能。
簡單看，就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山東省在“門戶開放”後外國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擁，故教會勢力與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漸尖銳（自1898年德國租借膠州灣後一年半時間內，山東涉外教案達一千餘起）。這本來是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每一個被迫開放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政府有為，不難解決；政府無為，矛盾加驟，最終還要讓政府出面解決。但中國的事不是這樣處置的，教會中既然有“不知自愛”的傳教士、有“仗勢欺人”的教民，那麼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義，於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經濟糾紛、文化衝突、道德較量都轉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復仇及屠殺方式加以解決。
問題簡單了，權力下放了，政府輕鬆了，卻由此招惹了外國教會、外國使團的抗議。於是，清政府又操起“護教抑民”的法寶。政府一旦偏袒教會、教民，教外百姓便放棄最後希望。義和拳則敞開大門，將一切弱者、屈辱者納入組織，結為兄弟，“拳”與“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與外國勢力合謀或不合謀地加驟起來。
清政府為淵驅魚，義和拳漁翁得利，一種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瀰漫齊魯城鄉。
不過有一個坎兒，義和拳得過去，即如何又要堅持“反清復明”的歷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勢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權利呢？西方教會、中國教民以及他們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