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缺乏同情心和羞愧之心，目無法紀，或者有別的反常價值觀念（如唯恐天下不亂、以害人為樂），不能從挫折和懲罰中吸取教訓。
安福鄉的副鄉長說，張君從小就很霸道，象個霸王，同村的孩子又怕他又崇拜他。據張君的情婦陳樂介紹，張君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常因為一件小事對她拳打腳踢；即使是對他的同夥，他也十分冷酷，缺乏半點同情之心：陳世清僅僅犯了一個小錯誤，他就逼著他自斷一根腳趾，更不談他對無辜百姓的瘋狂殺戮了；在他十五歲的時候，就因為打架鬥毆勞教三年，他不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在成年後變本加厲，成為眾人皆曰可殺的匪首；第一回買到一隻槍後竟抱著槍興奮得一夜未睡，在和平年代好槍如斯，其價值觀之反常便可略見一斑了。所以診斷其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了。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患者不一定都會違法犯罪。即使犯罪這也不一定都象張君一樣殘忍。從法律角度來說，這類患者若觸犯刑律，應該承擔完全責任。也就是說，不能僅僅因為他們有人格障礙而從輕處罰。
張君在被捕之後說，他之所以殺人搶劫是因為貧窮。他說的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也許還可以加上一條，即貧窮是疾病和罪惡的溫床。但是，貧窮並不一定導致一個人犯罪，我們見過很多的貧窮的人，他們透過合法的、辛勤的勞動變得富裕，也贏得了他人的尊重。貧窮只有在與惡劣的個人品性相結合的時候才會導致犯罪。
張君一案是個人的惡與人類整體的善的又一次較量。與歷史上無數類似的較量一樣，這次較量也以前者的失敗告終。有人說，在善與惡的鬥爭中，善在戰略上佔優勢，而惡在戰術上佔優勢。也就是說，惡會贏得小的、暫時的勝利，善會贏得大的、最後的勝利。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惡的戰術上的優勢，在我們周圍，我們經常可以見到惡的人或者惡的勢力對善良的人們的欺辱，這對社會心理的負面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很多受惡人欺辱的人連警都不敢報，他們對正義和法制的信心實在已經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了。民眾對善良和正義的信心是社會穩定的最為重要的心理基礎，其重要性有時甚至超過政策和法規。信心的恢復不僅有賴於司法部門的嚴格而公正的執法，而且還需要每一位公民透過維護自身的權益和安全來實現社會的安全與穩定。不要以為罪惡的子彈只是射向了那已經死傷的幾十個人；如果我們沒有防微杜漸的意識，那下一位受害者就可能是你或者是我。社會的安全感從來就是建立在每一個個人的安全感之上的。
我們生活的社會應該建立起一個防範個人極端行為的系統工程。在這一系統工程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的目的不應該僅僅是傳授知識，而且還應該是培養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品質。我們甚至可以說，良好的心理品質比豐富的知識更為重要。良好的心理品質的標誌是：全面發展的智力；相對穩定的情緒狀態，能夠適度地表達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也能夠設身處地地體察他人的情感反應，對他人的痛苦處境具有同情心；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即使在發生人際衝突時也能夠應用理智而不是用極端行為來解決衝突；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以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但前提是不違反社會道德規範和遵守現行的法律法規；有與自己能力相符的生活目標，不好高騖遠；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人和社會作出一些犧牲；等等。
優良心理品質的培養必須從小學甚至從幼兒園開始。每一所幼兒園、每一所中小學都應該配備一定數量的心理輔導老師。他們的職責一方面是讓孩子們的心理品質得到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要對已經有一些心理問題的孩子實施特殊的心理輔導，以便使他們能夠健康成長，將來成為能讓自己幸福也能給予別人快樂的人。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張君所在的小學有心理輔導老師，如果心理輔導老師對小張君的行為進行了正確引導，那雖然不能說張君後來百分之百不會殺人，但他殺人的可能性會大大減少，這一點大概是無疑的。張君在一歲的時候肯定不會想到要殺人，在他十歲的時候大概也不會；在他第一次殺人之前，罪惡的種子是在很長的時間裡慢慢地長大的。如果人本主義對人性的看法是對的，如果每一個人的人格在開始的時候都是一張沒有塗抹任何顏色的白紙，那麼在這張白紙之上塗任何一種顏色的難度或者容易度都應該是一樣的。法律會嚴懲任何一個給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人。但這樣做就夠了嗎？我們是否還應該想一想，如何才能使中性的、不善不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