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都在沸沸揚揚地討論我的離婚，在很多人眼裡我是陳世美，我沒有一個地方能鑽。那時沒錢，不可能去開旅館，就是想找個地方，有個相處的空間，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個世界和大家的目光。這時韓培珠讓我跟鞏俐去演部戲，我第一反應就是接下來，這樣就能有一個公開的空間，兩人能在一塊兒，避開外部世界。完全是因為這個我接了《秦俑》。雖然不喜歡，但能和鞏俐在一起。那時我很看不起商業電影，覺得跟藝術差太遠了。演完後配音我都沒去。
張藝謀說那時他很看不起商業電影，並非無的放矢。像《秦俑》這樣一個題材，如果深度挖掘，可以有歷史的光芒噴射而出。那樣，既可以兼顧商業因素，也可以充分考慮藝術因素。只是社會的普遍審美以及商業上考慮，造成了成品的某種侷限。
張藝謀雖然去香港拍電影了，可他的創作班子並沒有閒著，正忙著尋找下一部電影的題材。
此時，張藝謀的手中已經有幾個選題，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仍然在要求他的助手們找選題。恰在此時，有人給張藝謀送來了劉恆的小說《伏羲伏羲》。
劉恆的《伏羲伏羲》寫的是洪水峪的小地主楊金山延續香火的故事。張藝謀之所以會喜歡這樣的作品，是因為這類作品核心所蘊藏的力量，是一種舊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排山倒海，並且不是一個人或者一種勢力所能改變的，它無影無蹤卻無處不在，能夠引發衝突，使得故事充滿曲折和變數。
任何一件藝術作品都是一種力量的聚合，而藝術創造者需要找到自己所擅長的力量，並將這種力量與作品內在的力量進行有機融合。
張藝謀最喜歡及最善於把握的作品，正是那種蘊含傳統文化能量的。所以，他會對《伏羲伏羲》情有獨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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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女主角（1）
因為在香港拍戲，時間比較充裕，這次張藝謀沒有找別人代筆，由劉恆寫了初稿，張藝謀自己改了二稿。
對於作家來說，小說就像是自己的兒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礎上作較大改動，那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儘管小說中有很多東西是張藝謀所喜歡的，卻也有些東西是張藝謀所不喜歡甚至潛意識裡在迴避的。比如其中有楊金山用200畝山地換親，而菊豆的父親卻因為得到這些地而成為地主，在新中國成立後發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紀80年代末，國內已經非常開放，許多固有的觀念已經不再是障礙，可張藝謀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對與他本人的出身有關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迴避。
就作品本身來說，故事起始於抗日戰爭時期，又經歷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時間太長，敘述上肯定存在一些問題，結構容易鬆散。更何況，即使是在小說中這些時代背景也顯得並不十分重要。所以，張藝謀進行改編的時候，第一個要考慮的便是將時代背景虛化。考慮好了時代背景，張藝謀接著考慮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說中，主人公是農民，張藝謀對農民也是非常瞭解的，對於這一點他十分認同。可只要認真思考一番便會發現問題。小說的敘事手法可以天馬行空，一句話就可以橫跨幾十年、幾千裡。可電影卻不行，電影需要人們看得懂，還得時時刻刻抓住觀眾的眼球，同時還要考慮製作成本，這就要求電影所用的外景極其集中。此外，張藝謀是攝影師出身，非常講究視覺效果，而他所強調的視覺又與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關。劉恆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山村，那麼，怎樣找到這個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點呢？
構思這些的時候，張藝謀想到了染坊。他特別重視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舊中國社會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個戲如果都在染坊裡發生，線條就會極其簡捷，處理起來也容易得多。
張藝謀顯然對《伏羲伏羲》這個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雖說伏羲是中國的一尊神，可電影是給普通人看的，片名當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傾向於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為片名，這就是《菊豆》了。
1989年6月1日，張藝謀在北京北太平莊湖南辦事處召開劇本討論會。這次討論會，除了原作者劉恆之外，還有一個後來和張藝謀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現，他便是日後被稱為張藝謀“御用編劇”的王斌。
王斌祖籍山東，出生於福州。這天，是王斌和張藝謀第一次相識。王斌回憶說：“張藝謀非常謙遜，一交談，我們發現彼此的觀點以及對電影結構的看法非常一致。張藝謀很聰明，他對人性有洞察力，特別是對完美主義、對藝術的執著，讓我覺得，他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