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議會派部隊到這個省，這些士兵們既不支援兼職志願警察，也不支援新教徒的半軍隊性質的組織，他們的開始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他們是來保衛受壓迫的少數派和恢復正常生活的。
此時，出現了更加堅決的激進分子。他們鼓勵愛爾蘭共和軍加緊他們方興未艾的叛亂活動，使其如火如荼。接著，更激烈的槍戰發生了。他們學著這個業已崩潰的大英帝國其他地方所採用的恐怖戰術。在塞普路斯，出門逛街買東西的婦女不是被槍殺在她們的孩子面前嗎？在肯亞，毛毛黨的成員不是曾經挖出英國小學生的腸子嗎？看看這麼做的結果吧！他們都贏得了獨立。那些勇敢的自由鬥士的領導人又怎麼樣呢？天哪，他們坐了幾年監牢以後，還不是被邀請組織政府嗎？
但是，愛爾蘭共和軍的美夢很快就破滅了。當時的領導人都是一些原先抗英史上受過教育、造詣很深的人。他們覺得，週期性地搞些炸彈爆炸和謀殺不見得對愛爾蘭的前途有什麼好處。英國人透過秘密談判暗示了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剝奪新教徒多數派統治的恃強凌弱的權力。
對少數政治極端分子來說，那是一個危險的時候。他們是靠瘋狂的炸彈爆炸、槍油、秘密合約、蓋伐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黨首領）、馬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城市游擊戰小手冊》過日子的。要是他們的運動受到削弱，選擇理智和談判的途徑，他們剛剛跟西德赤軍連的前身左翼激進集團、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國自由組織（以巴斯克地方獨立為目的，專門對西班牙政府進行恐怖暴力活動的激進派民族主義團體），和蘇聯通訊社建立的關係就會化為烏有。
經過一些激烈的內部爭執以後，年輕的激進分子從老的愛爾蘭共和軍分立出來，自稱為愛爾蘭共和軍激進派。原先的運動稱自己為愛爾蘭共和軍正統派。在分裂的過程中，激進派取走了一些紙板做的領章，但忘了拿走用來別領章的別針，所以他們在使用這些偷來的領章時只能用口香糖粘上去。至今，愛爾蘭人都把激進派叫〃貼上的人〃。
特別分局在倫敦希思羅機場一號候機處的那個值班警官，一面望著從都柏林航班上來的旅客湧進到大廳裡，一面在腦子裡漫無邊際地想著那些事情。時間是上午八點二十三分。他認出了新芬黨貝爾法斯特分部三名年輕的政治活躍分子。就朝他的兩名探員點了點頭，讓他們跟在後面，並安排盯梢。這件事給他無聊的工作增加了一點生氣，因此心裡覺得很高興，沒有對那個從他身邊走過的中年人多加註意。那個人穿著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藍色大衣，拿著一件手提包和一個公事皮包，臉上掛著一點就像旅官常有的那種煩惱的神色。即使他認出了皮爾遜法官先生，也只會點點頭，表示他讚許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每日電訊》是那樣稱這位有可能成為愛爾蘭國會的未來首席檢察官的。
皮爾遜使用自己的名字從都柏林飛抵這裡。要是使用假身份的話，萬一碰上一位熟人或新聞記者，那就會非常尷尬，雖然他有好的理由在旅途中使用化名。那就是，由於他在引渡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激進派已經威脅要殺死他。就在那個星期，愛爾蘭衛兵隊的一名中尉真的來拜訪過他，討論他的人身安全事宜，並建議他不管怎麼樣只要可行的話就使用化名。皮爾遜當時說，他會牢記在心的。
他乘地下鐵來到維多利亞車站，這有二十五分鐘的路程。
然後他走到白金漢宮高高的圍牆外面的格羅夫納廣場。他在那裡叫了一輛計程車，九點四十二分的時候在國王交叉路口車站附近的賈德街下了車。他穿過尤斯頓路，走進了那個熱鬧的大火車站。在這裡，他碰巧看到兩名積極活動單位的成員，不由大吃一驚。積極活動單位指的是那個組織派到英國來活動的特工人員，分為兩個小組。他希望他們沒有放置炸彈，要是引起混亂，就會延誤甚至取消他去愛丁堡的火車。那樣的話，可就要搞亂他相當緊湊的行程。
那兩名恐怖分子分別叫做傑勒德。普賴斯和羅辛。麥克沃伊，他們並不知道皮爾遜跟這個運動的關係。普賴斯三十四歲，羅辛是個黑髮美女，她二十六歲。普賴斯身穿一套整齊的深灰色西裝，繫著樸素的領帶，手裡拿著一個昂貴的公事皮包；羅辛穿著褐色的裙子，深藍色的夾克和淡黃色樸素寬鬆的短衫。他們看上去跟任何一對出門辦事的白領工人毫無區別。
跟他們單位其他的三個人在一起，他們已經聲名赫赫地製造過四次槍擊事件；兩次汽車炸彈爆炸事件，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將軍的妻子在爆炸中死於非命；四次火車站炸彈爆炸事件，六名群眾，包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