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改為苗之秀，並把各人名字下面的為字一律刪掉。
然後加了一段按語：“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荊，復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二，猶未盡核也。當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細核之耳。然野史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名單下面的一段描寫，計六奇經過文字加工，編成“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一條：修飾後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偽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飢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託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
自成悉從之。巖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日：“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飢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即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
李巖曾舉孝廉，其父精白，尚書也，故人呼巖為李公子。
應當承認，經過計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說氣味確實大大減弱，給人以頗合史裁之感。
從他在“賊將官銜”一條後面加的按語來看，是把《定鼎奇聞》當作野史，並且認為“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定鼎奇聞》能否算野史，內容是否“頗多實者”？
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回答並不困難。
只要把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底進入河南以前的情況同它略加對照，就一目瞭然了。
崇禎十一年李自成義軍在優勢的敵軍追擊下，連續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眾約一千多人。
在這以後的兩年裡，李白成起義軍活動於陝、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軍正面作戰。
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大義凜然地頂住了農民戰爭中投降受撫的逆流。這同蓬蒿子所描寫的大封官職、派兵十萬攻取河南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至於被計六奇贊為“頗多實者”的將領名單，不過是蓬蒿子主觀想象的產物。
有關李巖的傳說，正是同這些謬誤一道經蓬蒿子、計六奇之流以假亂真的加工進入史籍的。
現在被當作研究李自成、張獻忠起義主要資料的許多大部頭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間問世的。
就是說，是在《剿闖小史》和《定鼎奇聞》中的一些情節。在人們口頭上已經流傳了十幾年以後。再加上計六奇把小說的情節編入《明季北略》，從而以訛傳訛，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來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聞》，卻因毫無藝術價值而逐漸湮滅無聞。
（三）欽定《明史》的惡劣影響
關於李巖，康熙年間曾有人就其真偽問題進行過辯駁。《縣誌》的編者，發現《樵史》和《明史紀事本末》載有杞縣舉人李巖在起義軍中擔任要職一事，寫了《李公子辨》，用確鑿的事實說明全屬虛構。
《阜陽縣誌》收進了康熙年間本縣進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證文章，論證李精白同傳說中的李巖沒有關係。
那麼，為什麼在這些書刊行以後，特別是鄭廉明確地提出李巖是“烏有先生”之後，關於李巖真偽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澄清呢？
這就需要談談欽定《明史》的惡劣作用了。欽定《明史》編纂的時間是相當長的。
從康熙皇帝玄燁起到乾隆皇帝弘曆止，都把編纂明史當作加強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統治集團對全國實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於《明史》是所謂欽定的正史，李巖的傳說同李自成事蹟一起被採錄，在清初大興**的政治高壓下，自然沒有人敢出來唱反調。
就連康熙年間提出疑問的某些著述，因為同乾隆四年正式頒行的欽定《明史》相沖突，也銷聲匿跡了。
例如，康熙《杞縣誌·李公子辨》裡有這樣一段話：“獨怪符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採人。一事失真，舉屬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傳後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採錄……～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
編者的本意在於提醒明史館的袞袞諸公注意核實，不要重複《明史紀事本末》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