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後來頒行的《明史》果真“公然採錄”。而且比《紀事本末》還有過之無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縣誌》時當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難免被加上譏諷欽定正史為魏收“穢史”的罪狀，只好忍痛割愛。
道光《阜陽縣誌》的編者，明知舊志中李祖旦關於李精白同李巖毫無關係的考證無可懷疑，也無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稜兩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來迄精白未有家於河南者。李栩保護鄉里為袁時中所害，穎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說，“茲考《明史》所載則李信原委本末甚詳備，即謂非栩而其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僅依據一家譜系相辨證，而欽頒信史置之不顧，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編者既想維護事實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欽頒信史”相對抗的矛盾心情。至於鄭廉的《豫變紀略》，自康熙年間刊行後直到清王朝覆滅從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書中的記載同欽定《明史》相牴觸。
三、有關李巖事蹟的若干考證
（一）李巖的出身和早期經歷
人們經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對李巖投身農民起義以前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原文如下：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
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
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於賑濟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