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辦公地點在重慶）。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於1950年，1953年初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 後者撤銷於1954年， 這段時間我們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號。此後，祖父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隨祖父、祖母來到四川省會成都。
父親和母親離開重慶時的情景，我很小就頑固地堅持認定我有記憶。我說，我記得父親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親走的時候我到了碼頭。別人不信，說母親走時你兩歲還可能記點事，父親走時你一歲是不可能記事的。後來想這事，究竟是有記憶還是後來建構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後來的建構，建構者是誰呢？我仍然不能給出明確的回答。回想起來，我自己、祖父、祖母、帶我們的保姆，都應在其中。他們都常常提到父親和母親。1955年，祖父、祖母帶我和哥哥到北京來短住一段時間的時候，我一點沒有覺得與父母有生疏感。
重慶是山城，戴家巷位於山坡上，從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據母親講，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閃電，嘉陵江漲水，祖父說，“這孩子該不得要生了吧。”果然，當天夜裡，母親腹痛，送到醫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為有這麼一段故事，並且有一段時間和父母沒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邊工作的人有時逗我玩時就說，你曉得你是哪裡來的？是大水把你衝來的！
又添了一個孫子，祖父、祖母自然高興。據父親不那麼確定的回憶，我出生後正好有祖父的一個朋友來訪，此人廣交遊，帶有幾分江湖氣。我的名字劉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議並被採納的（“世”字是我們這一輩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於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於1950年1月。還有兩個弟弟，世昕和世寬，分別於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於北京）。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後有一次我和父親閒聊中他說起的情況。祖父在世時我從來沒有對我名字的起源好奇過，所以也沒有問起過有關這方面的事。
近年讀祖父的著述，恰好發現一則對“定”的解釋，這是他在《建設新西康十講》中論述經邊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進化”政策）時講到的，且錄於下：
“何以德化政策優於威服政策？――《論語》上有一段話，可以證明。《論語》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謂‘殺’者，就是威服，所謂‘德風’，正是‘德化’。《論語》上這一段話，是說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這個道理，非常顯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個‘定’字。古人謂天下如何才能統制，則曰‘天下惡乎定’？但是隻要以殺為能事，就會演成迴圈的仇殺，當然就沒法‘定’了。”
“何以同化政策優於分化政策――也是極其顯明的事。在前面說過，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個‘定’字。但是要達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說‘定於一’，所謂‘一’者，就是整個的意思，而與‘分化’之義，可謂恰恰相反。”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重慶戴家巷（2）
祖父講這些話時，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當然不能作為給我起名緣由的直接根據。但作為反映其思想的一個腳註，也不無參考價值。
小時候家裡請了保姆來帶我們。在重慶帶我的保姆姓何，被稱叫“何何”。她小個頭，精力充沛，非常愛整潔，一身中式斜襟衣服總是乾乾淨淨，頭髮向後梳成一個髻，收拾得整整齊齊。大概受她的影響，我小的時候注意清潔到一度幾乎有“潔癖”。上街鞋子髒了，總要弄乾淨才善罷甘休；摔個筋斗褲子髒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來北京開會，把我和哥哥也帶來北京。從溼潤的南方到了乾燥的北方，總覺得到處土泛泛的很髒。上街走一會兒就覺得衣服上都是土，於是拍個不停，此舉在家中傳為笑談。不過後來在家裡的幾個孩子中，最耐得衣衫骯髒的恰恰是我，也許是物極必反吧。至於對北京到處是泛土的感覺，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強烈。後來到山西雁北插隊，經受了沙塵暴洗禮，回到北京時竟覺處處清潔。雁北地區年年冬春季節風沙極大，嚴重時搞得天昏地暗，能見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裡看書，一頁看罷書上就可以抖下塵土來。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塵襲擾了，生活在這裡即使有潔癖也沒有辦法，而沒有潔癖回到家來也難免要拍打身上。
有關在戴家巷生活時的情況，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閃過的場景。
一個場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