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期人物的著作，向父親提出蒐集並編輯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裡並沒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於是父親就請在四川雅安的遊先生幫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檔案館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線索。遊先生不負老同學之託，先後收集了幾批資料寄給父親，並說明了選擇這些資料的根據。在此基礎上，父親做了初步的篩選和編輯工作。正當此時，原來的出版計劃擱淺了，那批資料也就存放起來。後來，我把那批資料拿到家中，抽空陸續閱讀。它們使我對祖父有了更多的瞭解。遊先生已經於上個世紀90年代末於雅安去世，在本書完成之際，我已經不能當面向他致謝，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謝意。 。。
引子（2）
我還要感謝趙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們在“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重點專案”中，編了《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設新西康十講》。為了編這部著作，他們費了不少苦辛，如他們在“編者的話”中所說，“此書雖然印刷於1943年，間隔時間的確不久，然處於抗戰最艱苦時期，一切服務於前線，後方物資相當匱乏，從簡運作，《建設新西康十講》用‘馬糞紙’印刷，紙張黃黑粗糙，字跡模糊不清，且印刷數量少，坊間非常難尋。我們費了很大功夫及相當經費，才得以尋得一冊，又花費不少時間，終於輸入完畢。”《輯要》於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出版後，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贈書。祖父的這本著作我雖然知道，但此前並未讀過。新的印刷出版物紙張潔白，字跡清晰，我很快讀完了。在我寫的這本書中，有多處引到《建設新西康十講》的內容。
如前所述，《尋常往事》本來只是打算寫給親友們看的，沒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變想法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學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為熟悉，知根知底，我們有時也聊到一些“前朝舊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應該寫點什麼給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們社會學者常常要了解別人的生活史，我們自己的生活史為什麼不能也讓別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過我正在寫一些回憶祖父、祖母的東西，但我的稿子沒有給他看過，所以他雖然使我動念，但對於本書他沒有任何“責任”。
另一個，也是對本書出版給予大力推動的人，是有多年編輯出版經歷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養傷期間完成了一本關於中國社會學前輩潘光旦先生的書。這本書作為北京碩良公司策劃的“背影叢書”之一部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劃者、出版者交流的過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對方的興趣。她隨即向我轉告出版者的興趣並動員我寫一本和祖父有關的書。我告訴她，我倒是寫過一些片段，但都是“尋常往事”，甚至是瑣事，並夾雜自己的學術習慣帶來的引證，不適合廣大讀者口味。她堅持要我寄兩篇給她看看。我寄去了兩篇，一篇是日常瑣事，一篇則多有枯燥的引證。不料她認為很有意思，並把稿子轉給了編輯吳超先生。同樣，稿子得到編輯的認可。既然如此，就抓緊寫作吧。
在寫作過程中，有一些過去聽父母講過的事，我又向父親、母親進行了核實；有的事情的時間，記不大準確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寬在家庭聚會時共同回憶確認過；書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譜，由我和世寬共同編寫；已經被拆掉的舊居的草圖由世昕繪製。這個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暢。
根據吳超先生的建議，祖父寫的回憶文章《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作為附錄收入到本書中，以便於讀者對祖父有更多的瞭解。這篇文章完成於1962年1月，最初刊登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三輯。1979年12月，三聯書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稱就取用了祖父這篇回憶文章的標題，這篇文章則被作為首篇選入。在這部文集出版之際，父親寫了一個“後記”。本書也將這篇“後記”作為附錄收入。
作者（2009年1月26日，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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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戴家巷（1）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慶。那時祖父、祖母、父親、母親，還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慶市內的戴家巷。我出生後一年，即1952年，父親去了北京。1953年，母親帶著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邊撫養。祖父是因為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擔任副主席而來到重慶的（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