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這些孩子一般上六一幼兒園、八一小學、北大清華附中，更多的是101。我姐姐上學早，“*”開始前正好考中學，她當時是學校的大隊長，又考了滿分，所以可以隨便挑志願。她自己要去清華附，可是我爸爸卻讓她上北大附。爭來爭去，就爭的“*”開始了，她終歸哪裡都沒去成。每每想起這些，我感嘆在大時代裡的個人就像小螞蟻一樣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當時我只是個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三歲後在院裡上幼兒園，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後來又上了院裡自辦的小學。我只出過一次門，記得是個過節的日子，我父母給我穿上新衣，編了個漂亮的辮子，坐著班車（我們叫它大抱車）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暈車呀，回來的路上狂吐了起來，把我媽喜愛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塗。後來我就再也不被帶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長一段日子裡，我根本就沒有出過這個大院的門。我完全不知道高牆外還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裡的人彼此熟悉，誰家的孩子也都認識。那個年頭的人不計劃生育，一家四五個孩子很平常，多則還有生九個孩子的。家裡的媽媽們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媽媽在地方上工作，平時不回家。 而像我父母都是軍人的少之又少。當時我父母幹革命可真是積極，工作繁忙，天天也看不見蹤影，只有保姆招呼著。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個胖阿姨，幹活麻利，風風火火，有一天她一屁股就把我專用的小黑板凳給坐垮了。我每天在院裡瘋跑瘋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從來也沒有過不放心。每到吃飯的時候，阿姨就會滿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裝作沒聽見。
我們小的時候可以說是疏於管教，但孩子們在道德品質上都家教甚嚴。每個孩子時刻被灌輸要大公無私，當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記得我小學的第一篇作文，題目是《長大了我要做什麼？》。坐我旁邊的小男孩寫他長大了要當坦克兵司令，他爸原來是幹裝甲兵的。我沒什麼雄心大志，就寫長大以後要當農民，我要把棉花種得五顏六色。長大後我真的當了農民，我對我姐說，看來是應驗了。 。。
“文革”前後部隊大院孩子的優越感（3）
在沒有和外界接觸之前，大院的孩子們還不懂什麼是優越感，以為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樣，直到他們飛出了那高牆，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 就說我自己吧，“*”一開始我們院的小學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學合併到一起，我們每天要出大門沿著農村的小土路走到學校。當時我一年級，記得第一次看到農村的同學，在凜冽的嚴冬大雪天裡赤著身子空心穿著一件硬邦邦滿是油膩的黑舊棉襖，手腳凍得裂著出血的大口子，還有凍瘡。我當時嚇得都喘不過氣來，溜著牆邊低頭快速地跑走。
沒多久，“*”就愈演愈烈了。我們院兒失去了以往的靜謐。幹部們分成兩派，一派叫做紅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大人們瘋了，孩子們更瘋了，高音喇叭震天價響。
當時在外住校讀中學的哥哥居然有時也會回家。我哥哥年輕時長相極帥，是個運動員，一米八幾，寬肩蜂腰長腿，穿著我爸爸柞蠶絲的綠軍裝，腰裡還扎著條皮帶。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別人不一樣，深橘紅色，還是絲的，上面印著毛主席的手跡“紅衛兵”三個字，瞧把他神氣的。他回家不是一個人，是帶著一大群人，全是年輕的學生，男的女的，每人騎一輛26的鳳凰或永久牌腳踏車，把車座拔得特高。他們像蝗蟲一樣呼啦來一片，歪歪的腳踏車把我家院子停滿。他們高聲談笑，亢奮到了極點，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類。其實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歲，可我覺得他們好高大呀，抬頭仰望，可望而不可即。過一會兒，他們又全部一陣風似的騎著車飛了。
有一天，我一個人把皮筋綁在小樹上跳，只聽“嘎”的一聲，一輛腳踏車停在我面前。抬頭一看是一個我哥的女同學，她一隻腳撐在地上，一邊招呼我。她讓我坐在車後座，抱住她的腰，然後就飛快地蹬起來。風把我的頭髮都吹起來了，我好高興啊！ 我問她去哪兒呢？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說要去剪男人的分頭。我說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頭。
在這些部隊大院的孩子心中，為什麼他們優越？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根紅苗正，是當之無愧的國家接班人。你們讀到這裡可能覺得可笑吧？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觀念在幹部子弟的腦子裡是根深蒂固的。
諷刺的是，當這些孩子們在外面革別人的命時，萬萬沒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間也變成了各型各色的反革命。
我記得有一天突然有人到我家把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