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本價值所在。荷爾德林說，文學是為存在作證，但在今天，文學彷彿一夜之間就演變成了消費主義和慾望故事的囚徒，誰還有興趣對存在進行窮追不捨的探查呢？存在已被遺忘，如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所說：“人類處在一個真正的簡化的旋渦之中，其中，胡塞爾所說的‘生活世界’徹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終落入遺忘之中。”2然而，真正的文學永遠是人的存在學，它必須表現人類存在的真實境況，離開了存在作為它的基本維度，文學也就離開了它的本性。昆德拉稱小說家為“存在的探究者”，這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提醒：“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並非已經發生的，存在屬於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所有人類可能成為的，所有人類做得出來的，小說家畫出存在地圖，從而發現這樣或那樣一種人類可能性。……存在的領域意味著：存在的可能性。至於這一可能性是否轉化成現實，是次要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許多作家，都把這種可能性理解成了個人經驗表達上的新奇和大膽，但我以為，存在的可能性，只會產生於對人類精神的複雜性的解析之中——離開了存在的視角，精神的暗處便無法被照亮；照樣，沒有對精神複雜性的充分認知，一個作家的寫作也無法深入存在的領域。
強調寫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這對於豐富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維度，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中國文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歷了多次文學革命，它為後來的文學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今，再對文學進行任何區域性性的改良都已意義不大，我們需要的乃是一種“文學整體觀”，一種能真正健全中國文學維度、擴充套件中國文學空間的文學整體觀。——當代文學並不匱乏在某一個方面（如寫實，或者語言實驗等）有突出才能的作家，但在文學的整體關懷方面，卻有著難以彌補的缺陷。
什麼是文學的整體觀？按我的理解，就是一個作家的寫作不僅要有豐富的維度，它還必須和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傳統有著相通的脈搏和表情。過去，中國文學的維度基本上是單一的，大多隻是關涉國家、民族、社會和人倫，我把它稱之為“現世文學”。這種單維度文學是很容易被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所利用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就不乏這樣的慘痛記憶。它描繪的只是中間價值系統（關於國家、民族和社會人倫的話語，只能在現世展開，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構中，居於中間狀態），匱乏的恰恰是對終極價值的不懈追求。而在那些優秀的西方文學中，正是因為有了終極價值系統的存在或缺席這一參照，才使它們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這點，是非常值得中國作家學習的。
因此，所謂的“文學整體觀”，就是要從簡單的現世文學的模式中超越出來，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重新打量這個世界。實現文學整體觀的關鍵，就是要把文學從單維度向###度推進，使之具有豐富的精神向度和意義空間。4
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存在的維度——離開了這個維度，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就是不健全的，殘缺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繆這樣一些作家才會受到中國作家的推崇。不可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等人，為整個現代主義文學發展劃定了難以超越的靈魂邊界和精神限度，也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如何轉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說，凡是二十世紀比較有精神質量的作家，無一不是與這幾個名字的影響息息相關。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內心的文字，開闢了文學面對靈魂的新的方式，也為人類精神的探索敞開了新的道路。他們之於中國文學的意義，也許，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國文學具有了現代意識，併為中國文學引入了存在的維度。所以，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存在”作為一個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隨著文學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內心湧動，它像文學的語言和形式一樣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視。
這裡所蘊含的革命意義是巨大的。因為中國文學一直以來都較為匱乏直面靈魂和存在的精神傳統，長盛不衰的主要是世俗化的文學，致用的文學，教化的文學，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學——也就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學。其實，政治解釋的不過是此在，是物質意義上的存在，惟有能將此在與曾在、將在聯絡在一起的文學，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靈魂與存在的文學。但歷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充滿強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之中，寫作在大多數的時候必須空洞地屈從於一個世俗化的思想目標。古代的“詩言志”，“興、觀、群、怨”，當代的“文學為政治服務”，“作時代的留聲機”，以及在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