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校園內一間簡易的房間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說後面密密麻麻寫上的幾乎一張的評語。他拿給我一疊500格的福建作家協會的稿紙，讓我把小說抄正，他要拿去推薦發表。那時候他到哪裡就力薦我，後來人們回憶說，我的名字當時幾乎成了他的“關鍵詞”。他甚至說我“天生就是一個作家”。我頓覺自己的前方開啟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門。
但是孫老師的推薦並沒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發表出去。其間有些編輯給了修改意見，比如加個“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水深火熱”的臺灣什麼的。我一口拒絕了，寧可不發表。甚至還斥責對方。當時所以那麼狂，一方面是該死地學了些文學理論知識，一方面也因為，我年輕，更具體地說，我覺得我耗得起，即使耗它十年，我也不到許多大作家第一次發表作品的年齡。在我看來，十年是夠奢侈的了。不料一耗卻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這二十年裡，即使是孫老師，也是否還堅信我會成為作家，我周圍的絕大多數人是不信了，在他們眼裡，我只是屢試不第的范進，不合時宜的孔乙己。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別的行當了，我卻仍然寫著，即使流落到了國外，也還在做著文學夢，最終不顧一切跑回來寫作。現在有人說我有恆心，有毅力，其實哪裡是？與其說是毅力，不如說是賴皮勁；與其說是恆心，不如說是無奈——我不能再幹別的什麼。無數次衝鋒，潰敗，喝點酒，嚎幾聲，睡一覺，又好了傷疤忘了疼了，再上。迴圈往復，如此而已。
其實那時不被接受，也屬正常。即使是孫老師，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認可他的，也覺得他具有危險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這麼一個讓具有“危險性”、必須被批判的孫老師都驚駭的人，更怎麼可能被容納？這種情況直到跨世紀，才有了改變。這當然有著偶然的因素，但是也應該承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的生態環境變了。
定下這個標題，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把“誕生”一詞放在我個人身上，也許大詞小用，但是這與其說是我這單個作家的經歷，不如說是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經歷，乃至中國文學新時期以來的某方面歷程。
兩年前，在一次筆會上見到小說家馬原，他驚訝說以為我是“七零後”的。我想是從我作品裡產生的印象吧。早年讀舒婷詩：“要使血不這樣奔流，憑二十四歲的驕傲顯然不夠。”血顯然是年輕人的紅袖標。但是馬原也沒有錯，這二十多年來，我的風格基本沒有改變，現在我這麼寫，在我17歲時，就已經這麼寫了。不同的是，社會包容了。當然包容畢竟還是相對的，我的作品在發表出版時，還必須做處理，我的書稿還總是要在多個出版社或書商間輾轉，包括這本書，本來是十篇，現在成了九篇，撤下了《遮蔽》（網路上發表時名為《我愛我媽》）。我被承認的，只是某些方面，我這個作家，也只對應於某些作品而言。
這篇後記寫還是不寫，心中一直彷徨。因為它是記錄真相的文字，但如果寫的是真，可能又不被採用；而寫的是假，又失去了它的意義。今天早上，忽然就寫起來了。還是寫得遮遮掩掩。寫完，開啟網路，猛然看到德國漢學家顧彬責難中國文學的報道。他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說的“作家”的行列？
在與不在，在自己。
謝有順：陳希我小說的敘事倫理（1）
一
在一個精神正在失去重量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來談論文學？精神語境的變化，文學的多元化，新的寫作倫理的產生，似乎都在分散文學的注意力，談論文學的公共平臺已經消失。當文學被迫置身於一個廣大、混亂的消費現場，它是否還有自己需要堅守的精神邊界？換一句話說，當文學越來越成為消費時代里人類精神失敗的象徵，它的基本使命是否還是為了探究心靈、解釋存在？——至少，在我的內心，是一直對文學心存這樣的夢想。張大春先生說，文學帶給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幫助人解決人生問題，也不會減少這些問題，它的存在，或許只是“一個夢、一則幻想”而已。1確實，文學在任何時候，都是人類心靈裡一種隱秘的奢侈念想，也是人類瞭解自身存在境遇的一條細小管道。假如文學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解釋精神的處境，那麼，文學也就不再處於它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存在是文學的精神邊界，存在也是文學的永恆母題。那些偉大的文學一直在為人類的基本在場作出描述、解釋和辨析——這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