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為看守或幫兇服務過，或者沒有設法去制止他們，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後，原應該把這些人從人群中揭發出來的，而實際上他們沒有這麼做。我們也要對他們進行評判，把他們###在羞恥之下，以這種辦法對他們進行審判。
在第三帝國，我們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幾個同學的父親曾經參加戰爭，其中有兩三個的父親是正規軍軍官，一個人的父親還是黨衛隊衝鋒隊軍官。這些人當中有人在司法部門或地方政府任過職。我們的雙親中也有做教師或者做醫生的，又一名同學的叔叔或舅舅曾經是內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們詢問他們，或者他們回答我們，講起來一定五花八門，各自都有一本賬。例如，我父親就不喜歡談論他自己，但是據我所知，僅僅因為他曾經計劃講授斯賓諾莎①，就給撤消了大學哲學系的教職，被迫在一家搞旅遊地圖和小冊子的出版社擔任編輯，帶著我們全家艱苦地度過了戰爭時期。那麼，我們又怎麼判他以可恥的罪行呢？我卻這麼做了。我們當時都對雙親判了可恥的罪。我們認為，他們沒有在１９４５年後把那些作惡者從人群中告發出來，而犯了知情不報的罪。
在討論班中，我們這些學生形成了很強的班組特色。我們是所謂“集中營討論班”。起先，這是別的同學給我們起的稱號，後來我們就這樣稱呼自己了。我們所幹的事情其他同學未必感興趣，很多人是敬而遠之，更名副其實地嚇跑了幾個同學。我今天回想起來，我們那種熱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於天下、並讓每個人都瞭解的熱情，也的確有點令人望而生畏。我們所閱讀、所聽聞的事實愈可怕，我們的責任心就愈堅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訴罪行。甚至於，當事實擺在面前迫使我們駭然窒息時，我們還是會勝利地把材料高高舉起，口裡高聲叫道：看這些東西啊！
我參加討論班完全是出於興趣。這畢竟是新鮮事，不是買賣法，不是犯罪團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紀法典，更不是糾纏著法律哲學的老古董。我把目中無人、妄自尊大的態度也帶進了討論班。不過，當冬天漸漸來臨，我開始感到越來越不能撒手脫身——不管是從我們所閱讀、所聽聞的事實，還是那種抓住了討論班裡學生們的熱度，都將我緊緊地吸引住了。一開始，我還裝做只想參加學術研討，或者是出於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熱情。但是我愈來愈得寸進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熱中沉迷。其他人也許覺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幾個月自己卻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其中有歸屬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與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間意氣相投的感覺。
《朗讀者》20（1）
審判在一座鄰近城市舉行，離本城一個鐘頭車程。我從前還沒有機會到那個地方去。那天，開車的是另一位同學。他是在那兒長大的，瞭解這座城市。
那是個禮拜四，審判在禮拜一就開始了。已經審訊了三天，可是時間都花在辯護人提出所謂“偏見迴避”的動議上面了。我們是第四組，要見證對被告人本身的審問，也就是真正審訊的開始。
我們開上貝格路，頭頂心上果樹正是繁花似錦。我們一路上情緒高漲，終於可以將所學的理論用於實踐了。我們並不僅僅將自己看成是旁觀者、聆聽者或記錄者。觀察、聆聽和記錄不過是我們對評價歷史的一份貢獻。
法庭設在一座世紀之交建造的大樓裡，那時典型的法院建築是陰沉昏暗和裝腔作勢，這棟建築物卻沒有沾染這一風尚。刑事審判法庭設在一間大廳，室內左邊開著一溜兒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擋住了閒觀者的視線，但也透進來大部分光線。窗前坐著檢察官們，襯著背後春夏之交的明媚陽光，他們只是略有輪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黑袍子的法官、六名當地選出來的公民組成，坐在大廳的正前方。被告和他們律師的坐席設在右側，他們人數很多，新增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廳中間，直抵觀眾席。這樣一來，有幾名被告和律師就是背向我們坐著。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漢娜！
一直到聽見叫她的名字，她應聲站立起來，向前走上去，我才認出她來。當然，我一聽“漢娜·施密茨”這個名字，就馬上明白了。隨後，我也立刻認出了那身體，那腦袋，挽著一個很奇特的髮髻；那頭頸，那寬闊的背部，還有那強壯的臂膀。她把身體挺得筆直，雙腿站得堅牢。她的雙臂閒擱在兩旁。她穿著一襲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認出了她！我感覺卻一片虛空，什麼也沒有的虛空。
一時，我只聽見審判官跟她在一問一答。
是！她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