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確提出了“三綱”的概念，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因此，“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為調整這三綱關係的基本準則。在董仲舒三綱五常說的基礎上，東漢班固的《白虎通？三綱六紀》，確立了三綱六紀的九大關係。
按後世季羨林大師的觀點，三綱六紀裡面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這一綱，人君的賢否，無關重要，人君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象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三綱六紀“講的實際上是處理九個方面的關係：國家與人民、父子、夫婦、父親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親的兄弟、師長與朋友。”這些關係處理好，國家自然會安定團結。雲錚認為這話的確很有道理。
為了實現大一統，儒家又強調華夷之辨的重要。夷本來是古代華夏對異族的貶稱，最初用於東方民族，稱為“東夷”。春秋以後，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貶稱為“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的四方之族，被統稱為“四夷”。但是後來的華、夷主要是在文明與否的意義上使用的，《春秋公羊傳》就是把有無禮儀作為華、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禮儀，就應該與華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華夏民族中誰背棄了禮儀，誰就變做“新夷狄”。凡遵行禮儀的文明之族，均為華夏大家庭的一員。
雲錚一貫認為，華夏文明是一種偉大的文化體系，對於中國人民，它是一種向心力、迴歸的力，它是統一中國的凝聚力，因為它不具有狹隘的民族意識，更不是併吞一切的大民族主義。它是民族意識的昇華，它是一種標準、一種水平，達標者為中國、為華夏，落後者為夷狄、為野蠻。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華夏、進為中國。
正因為這種觀點，使得雲錚在對待大事上有些冷酷，甚至冷漠。這從他對待青龍教的態度就能說明。他並不在意青龍教舉兵，因為青龍教舉兵能讓那個老找自家麻煩的朝廷消停消停，為此他甚至不在乎這事情一旦爆發，將會捲入多少無辜的生命。——這個時代強大的“家大於國”的觀點影響了他，而且在他看來，大魏朝本來就是林家的家，對於一家一姓的天下，他實在沒有多少“國”的歸屬感。
然而如果青龍教能夠威脅到大魏朝的生存，雲錚卻絕對不會坐視。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以邪教為基礎的組織絕對不能成為中華的統治者，就如同後世的洪楊之亂一般，那絕對不是革命，那是徹徹底底地暴亂。讓他們統治中華，只能導致華夏文明的倒退，以雲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論，他絕對無法容忍這種情況的出現。
不過儒家的三綱五常或者說三綱六紀也導致了一些惡果，別的不說，就說他現在面臨的問題：盲從。
雲錚估計他手下的大部分軍官可能都有一種思想：少帥是大帥的嫡子，是今後的大帥，那麼少帥的命令就一定要執行。同時少帥論文論武都是天下罕有的奇才，那麼少帥的考慮肯定是對的，如果我的想法和少帥不符，那肯定是我沒有少帥想得遠，沒有少帥想得透徹——於是產生了一個結果，就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雲錚覺得這個問題要分開來看，從軍人的角度來說，服從命令當然是天職。不過作為中高階軍官，總得要一些自己的考慮吧，不能是自己隨便怎麼問，他們都說“恭請少帥決斷”吧？
雲錚雖然最近逐漸習慣了做一個“上位者”，但是他還沒有把自己前世的思維忘卻，他知道人都是會犯錯誤的，一個上位者出現錯誤，比一個普通人出現錯誤造成的影響要大得多。他可不希望自己帶的第一支軍隊就出現什麼麻煩。儘管他覺得站軍姿，走佇列和跑步對於軍隊來說肯定大有好處，可他也知道自己面對的畢竟是一支“古代”軍隊，天知道會不會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怎麼，都沒有問題？……那好，從明天開始，你們上午站兩個時辰，吃了午飯之後，下午再站兩個時辰。”雲錚似乎毫不在意地道。
此言一出，新任千夫長頓時大吃一驚，有人驚道：“一次兩個時辰？……而且一天站兩次？”
雲錚嘿嘿一笑：“怎麼，這下有意見了？”
那千夫長見自家少帥笑盈盈地“盯”著自己，問自己是不是有意見，頓時慌了神，忙不迭道：“啊……沒有，沒有意見！”
雲錚雖然明白原因，但還是在心裡大罵，老子又不是個怪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