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的過分壓抑，使得“本我”不僅被幽禁在潛意識層，而且還進一步被驅趕到無意識層，這樣一來，靈魂被肉體徹底扼殺，良心全然為利害所泯滅，在混沌的麻木之中，墮落為不可救藥的人格失落症患者。像在蔣介石身邊長期當幕僚的張群即是“人頭而畜鳴”的典型一例。他曾公開聲稱：“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吃什麼菜，我做什麼菜。”而且還頗有自知之明：“張群何人？蔣介石走狗也。”其二，靈魂“破獄而出，出魔入道，出生入死”，成為“有道之君子”。像聞一多就是在良心的反省中拍案而起，讓靈魂沖決肉體之網羅，直面血淋淋的人生，嘶啞著嗓子高聲怒斥黑暗，吶喊正義。縱然他在特務冒煙的槍口前倒下了，但卻在生命的寂滅中實現了人格的涅槃，昇華為像魯迅那樣錚錚傲骨的“特立獨行”之士。其三，“靈魂日與軀殼奮戰，永無和議之望”，“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直至“靈魂與軀殼之戰死”。這是大部分自我分裂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歸宿。他們上不能超升為無所畏懼的“特立獨行”之戰士，下不甘墮落為依附權勢的“人頭畜鳴”之流，唯有在自我衝突的旋渦中掙扎著、奮爭著、哀怨著……儘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於智慧的民族之一，然而其知識精英的很大一部分聰明才智，卻不能用於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而不得不疲精耗力於自我間的交戰、自我間的苦苦廝殺！黃遠生本人的一生恰恰就是這種“靈魂日與軀殼奮戰”的不幸縮影。
也許，人世間最可哀的不是人食人，而是這種人的自食。
“既不能為真小人，亦不能為真君子”
倘若黃遠生的懺悔僅止於哀怨，那麼還說不上是真正的懺悔。事實上，在那哀怨的背後，作者在竭力發掘自身“墮落”的緣由。“餘之懺悔，含有自責與自恕二義，蓋餘以為餘及世間人所犯一切之罪惡與過失，其自身之原因與社會上之原因，各佔若干成分者也”。這就使得他的懺悔之筆觸探到了社會和個人隱秘黑暗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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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3）
首先是社會環境的黑暗。在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只是到了近代才具備了誕生的社會前提和精神前提：信仰和職業選擇的多元化。然而根深蒂固的東方傳統依然頑固地抗拒著與西方世界的同化，透過中華民國那層現代面紗，一種“準大一統”的容貌仍然歷歷可辨。彷彿與上述兩大變化相抗衡，近代知識分子又面臨著兩大傳統的困境：其一，文化結構的半獨立性。“古人論秦以不養客而亡，今客有不待國家之養而自養者，……然今乃有人專以斷絕社會生利自養之途為快，則餘固莫之何已”。不是麼？民初北京的民營報紙雖然繁榮，然而絕大多數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即令主觀上想潔身自好，軍閥政客們也絕對不容許你“生利自養”。難怪黃遠生要喟然嘆曰：辛亥革命後，吾“立意不作官，不作議員，而遁人於報館與律師，然其滋味乃正復與官相同”！其二，意識形態結構的半自由化。“餘於前清時為新聞記者，指斥乘輿，指斥權貴，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無害。及於民國，極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顧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豈中國固只容無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報人們的膽戰心驚並非毫無緣由，翻版的文字獄在近代真是屢見不鮮，像沈藎、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因爭取言論自由而慘遭殺戮。
這樣，近代知識分子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職業和經濟自主，另一方面卻享受不到獨立於政治的實際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靈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卻遭受外界環境的殘酷壓抑，這種種極不和諧的命運遭際，就在黃遠生他們的內心深處挑起了緊張的心理衝突，陷入欲擺脫恥辱的依附似乎又擺脫不得、渴望靈魂自由而又有所恐懼的矛盾心境，從而發生了自我的痛苦分裂，致使“靈魂為軀殼所囚獄”。
其次是個人內心的黑暗。黃遠生的自責並非僅止於為袁氏稱帝敷衍為文，而是由此發掘“心理墮落”的不自覺歷程及其病灶。他的良心猶如一個大義滅親的無情法官，狠狠抖落了另一個黃遠生少年以來的全部“穢史”：十七歲時充當南洋公學罷###動的學生領袖，電賀發起“學界革命”的南洋公學全體學生“脫離專制學校之苦”，但不久竟主動去投考“專制學校”南洋公學；明明內心渴慕新學，厭惡舊學，卻拗不過“家人所促迫，而陷入科舉”；雖然早就“立意不作官”，但自日本歸國後為謀生計卻又不得不廁身官場，“以極可愛之青年光陰，而潦倒於京曹”……最後，良心的法庭對自我作出瞭如下評判：
綜其平生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