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知全能的人間上帝，變成科學時代的理性神話、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個時候，黑格爾的陰魂不散，絕對真理的神話尤在，烏托邦的社會改造工程仍然綿延不絕。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選擇的是另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徑，即英美的經驗理性。在經驗理性的世界裡面，沒有抽象的理念，沒有目標的預設，也沒有終極的價值，只有人們的生活經驗和實實在在的現實功利。王小波喜歡馬基雅維裡，是因為“他膽敢把信義、信仰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喜歡中國的墨子，墨子思路縝密，具有實證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談“交相利”。一說到功利主義，中國人總要嚇一跳，以為功利與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義的家鄉英國留學多年的儲安平先生分析，功利與自私實為兩個概念，前者重的是結果，後者為的是享受。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因為與拉丁文化接觸較短，其抽象能力比較弱；但生活的智慧、經驗的理性大為發達。處理問題一切以實際的環境為轉移，決不會像法國人那樣，囿於抽象的價值觀念。這種功利的、經驗的理性主義，成為英美自由主義的思想底色。
在美國留學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對經驗理性大為推崇。在他看來，許多被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塗的問題，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經驗理性去判斷，立即會變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躍進期間放衛星，糧食畝產放到三十萬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還昏昏沉沉地為之論證，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著小腳的農村老太太，卻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簡單，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識而已。王小波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認為他姥姥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
人的經驗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謂絕對真理不過是黑格爾製造的神話般的“宏大敘事”而已。對於在中國大陸瀰漫多年的唯理主義真理神話，王小波基於自己的經驗主義立場，傾注了其畢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國知識分子虛妄可笑的知識觀，從孔夫子到當代的所謂知識精英，為了爭奪話語霸權，都要顯得一副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樣，好像自己肚皮裡的那些貨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種大包大攬的姿態，與街頭上賣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麼真理，也是具體的、多元的，很經驗、很個人的。真理是無法灌輸的，不能強迫別人接受你自以為是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寬容，都建立在這種多元、個人的立場上。沒有這樣一種立場，就會發生知識者相互之間的殘殺。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知識分子的悲劇與其說來自政治權力，毋寧說更多地來自知識分子同道——那些自以為佔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話語空間的獨斷論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思想監獄是自我營造的。對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徹的認識，他尖銳地指出：“知識分子的最大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在這裡，一個最關鍵的詞是“個人”。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歐陸式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積極自由”，是個人思想與意志的自主。但這還不夠。“積極自由”如果過於擴張，沒有邊界，就有可能侵犯別人的自由。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文化精英的話語霸權，就是最好不過的現實標本。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恰好能夠彌補“積極自由”的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極自由”，是每個人的思想、言論與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關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自由的區分。“消極自由”儘管目標卑微，不及“積極自由”那般崇高、奮發進取，卻是個人自由最真實、最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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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他思故他在（4）
極富英國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王小波反覆申說的，就是自由的消極一面：“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麼樂意。”他對別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為他們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僅僅是因為他們也是一個人，有著與自己同樣的自由權利，包括選擇信仰、判斷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權利。早幾十年，胡適之先生曾經講了一句飽經風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這種具有英國風範的消極自由傳統，在中國大陸早被無休無止的“積極自由”狂熱騷動攔腰斬斷，如今，王小波以隻手之力，續接斷脈，其境其情，怎能不令人感嘆！
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獨的，可以說是特立獨行的。他曾經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雜文，叫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他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