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魅力大多來自道德的激情、修辭的華麗和可憐的一點小聰明，背後的知識底蘊卻薄得像一張遮羞的窗紙。相形之下，王小波儘管很少以知識分子自稱，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識精英更知識分子。他喜歡知識，不是由於知識有用，會提高科技生產力，或帶來權力話語，而僅僅是因為知識是好的。大學期間，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數學老師在課堂上的一段話：“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王小波所追求的，正是那些好的卻並非有用的知識。否則怎麼能夠想象一個商業經濟科班出身的，以後會棄商從文，成為一無憑藉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甚至連某些緊抱鐵飯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陸自由撰稿人”自居（因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辭掉鐵飯碗，僅僅是為了探求好的知識，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寫作。
王小波明白，知識實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終憑藉。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擁有《聖經》或《論語》，因而也擁有話語的權力。現代知識分子不再手握聖書，卻擁有知識，知識本身可以取信於人，儘管它不一定能帶來權力。這些年，我們談論了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談論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王小波沒有參與談論，但他的處世立身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人格範型。知識分子的崗位在哪裡？就在其獨有的求知領地；他的所有自由與獨立，首先依據於知識的至上性與自怡性。知識的最高境界就在於求知本身，至於為人生、為民族也好，雖然未嘗不可，但與求知比較，都低了一個層次。
在回答“我為什麼要寫作”這一問題時，王小波幽默地以一個登山家的故事作為答案：“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裡。’”同樣，另一座山峰也吸引著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對於一個智者來說，沒有什麼比求知更為快樂的事了。熱衷於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識分子，常常樂在其中，樂此不疲。維特根斯坦臨終時心滿意足地說：“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另一個物理學家海森堡說得更絕：“我就要死了，帶上兩道難題去見上帝。”王小波提到這兩件事，就特別感慨：在天堂裡享受永生的快樂嫌不夠，還要在那裡討論物理！愛知者，必樂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說到探求智慧，就掩飾不住內心的快樂。知識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識還是表面的東西，知識的背後有一種精神，那就是人類的理性。在一個瘋狂的時代裡保持沉默，也等於守護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像空氣一樣要緊。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時代，因為他只會以理服人，不講理，毋寧死。王小波是從一個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從年代裡走過來的，他對信仰總是持著某種懷疑，因為那種“就是好”的信仰邏輯根絕了任何講道理、講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經變得極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國之後，是他的老師說服了他，令他承認：“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仰才成。”但他依然警惕著信仰的濫用。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以崇高的名義迫害異己的齷齪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條隨時有可能咆哮氾濫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範它。信仰是為了達到善，但善的裡面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則就是比不信還要壞的偽善。
當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上了雅各賓斷頭臺的羅蘭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在中國，未嘗不可以這樣說：至善，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真與假，事實與謬誤，是無法透過信仰解決的，那屬於人類理性的範疇。為了防止以善作惡，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緊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對信仰、反對至善，他所厭惡的僅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沒有是非的善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認真的思索，真誠的明辨是非，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3）
二、“知識分子的最大罪惡是
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說到理性，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歐陸唯理主義的，另一條是英美經驗主義的。現在說起來，這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哲學常識，但時光倒退十年，卻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剛剛從盲從時代走出不久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是大聲吆喝著思想解放、理性啟蒙，卻懵然不知理性還有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之分，以至於不知不覺地被唯理主義所擺佈。理性變成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