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早年的伏筆。
由於反叛的物件是傳統的綱常倫理，“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帶有強烈的自我擴張和個性解放意味。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稱“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氣魄是多麼的宏大。聞一多也不甘示弱，在清華臨近畢業時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這種氣吞永珍的個人意志張狂，對聞一多來說，有著鮮明的地域文化傳統。聞一多出生在楚地，古代的楚國不僅誕生了屈原這樣的浪漫主義大詩人，而且也出了一位躬耕自食、佯狂不仕的楚狂接輿。接輿的狂放是出了名的，聞一多對這位故鄉的遠古先人一直視為人格的楷模。在早年的詩篇《李白之死》開首，鄭重引了李白的詩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在青年聞一多的心裡，頗有點將自己看作楚狂的精神傳人。到40年代拍案而起，成為鬥士以後，更是再三提到楚狂接輿，強調他的不合作和狂放精神。不過，在“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狂飆突進、自我放大還是主要受到歐洲浪漫主義、特別是尼采哲學的影響。尼采對聞一多的影響，是潛在的，又是深刻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在給別人刻的石印邊款上，還特意刻了尼采的一句話：“每個誠實的人的足音是響的。”不過，“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很快就從自我擴張走向了另一面：與某種群體性的獻身目標相結合。作為一種反抗傳統倫理價值的社會思潮，“五四”的浪漫主義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訴求，然而一旦舊的偶像被拋棄，價值信仰系統出現了真空，浪漫主義卻無法自我填補這一真空，因為它只是一種情感的狂飆，一種意志的衝動；它有足夠的破壞力，而缺乏建構新信仰的理論架構。正因為如此，浪漫主義較之理性主義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種外在的新偶像，作為激情的依附物件。自我崇拜、自我擴張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個人”卻無法提供超越性的烏托邦，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於是只能到各種“群體”之中去尋覓：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某一階級，或者是某種更抽象的善的共同體（如新村主義），等等。
聞一多選擇的是國家主義。中華民族，成為他激情投射的最初物件，成為青春時代的新偶像。民族的情感，最初是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播下的，但那時還不那麼熾熱，從他出國留學前所寫的詩來看，也印證了這一點。“五四”知識分子雖然有民族主義的訴求，但他們的情懷毋寧是世界主義的，相信有一種普世的、人類的、大同式的現代文明的存在。然而，一旦他們真的出國，置身於西方的文明世界，就會發現那個世界對東方民族是多麼地歧視，多麼地不講平等，於是刺激起中國留學生強烈的民族情緒。不管原先在國內是憤世嫉俗還是超凡脫俗，到了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了熱烈的愛國者。聞一多在美國的三年，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他感受到的異鄉感和屈辱感是那樣地強烈，以至於他出國後所作的大部分詩篇都充滿了對祖國的狂熱依戀。聞一多學的是藝術，他不懂政治，也沒有理論，僅僅憑著熾熱的情感，認定愛國這一死理，甚至到了偏執的程度。一起留美的清華同學潘光旦當時已經改學優生學，聞一多嚴肅地警告他：“你研究優生學的結果，假使證明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聞一多：激情的歸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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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1）
吳晗對於他所信仰的事業的確是忠心耿耿，然而，一個知識分子的忠誠感，一旦失去了清明的個人理性和獨立思考作為學理的資源，就有可能是一種海瑞式的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
講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罷官》，而《海瑞罷官》，又是與吳晗的名字分不開的。一個人與一齣戲，竟然成為一場歷史浩劫的導火線，在多災多難的的中國歷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
吳晗被歷史學家們公認為是悲劇性的人物。不過，時下的一些研究，將吳晗的悲劇僅僅解釋為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就“文化大革命”的整體而言，也許是這麼一回事。但就吳晗個人來說，似乎應有更深的蘊味。與“三家村”中其他兩位文人鄧拓、廖沫沙不同，吳晗並非左翼出身，原先不過是一個遠離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個一度為胡適所器重的明史專家，為何以後會棄學從政，以至於自覺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寫最後招來殺身之禍的《海瑞罷官》——這裡，或許蘊藏著吳晗人生悲劇中更深沉的一面。
30年代初，當吳晗還是清華歷史系學生的時候，他已經被史學界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