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自由主義；推而廣之，在意義系統解體、公共信仰發生危機的20世紀中國，急需重構精神烏托邦的知識分子無法透過自由主義解決自己的信仰危機，安頓自己的激情歸宿，人民意識形態恰逢其會，為自己找到了一大批充滿激情的精神信徒。
以下，我試圖展現的，將是“聞一多道路”的另一種解讀。
一、“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1899—1931）在19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聞一多出生了。世紀之交出生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五四”有著割不斷、理還亂的精神聯絡，他們是“五四”運動的精神產兒。1912年，十三歲的聞一多從家鄉湖北考取了清華學校，一直到1922年畢業赴美留學，在清華足足生活了十年。這不是普通的十年，幸運的他經歷了一個完整的“五四”，從新文化運動到愛國學生運動。聞一多以後所有的人生，幾乎都可以在這段歲月中找到青春的線索。
根據張灝的研究，“五四”思想具有極其複雜和弔詭的兩歧性：
就思想而言，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盪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主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裡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飢渴；一方面，他們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於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逃避時代問題的複雜性。
張灝的這段話，是開啟聞一多轉變之謎的鑰匙。
“五四”既是一場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也是一場浪漫主義的狂飆運動。如果說德國的狂飆運動是對法國理性主義的反彈，帶有某種文化民族主義意味的話，那麼中國的狂飆運動從發生學上說，卻與理性主義並駕齊驅，是對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反叛。從譚嗣同的“沖決網羅”到李大釗的謳歌“青春”，都可以看到熱血沸騰、情感奔放的浪漫主義對傳統的背叛激情。聞一多身處這樣的文化氛圍，不能不受此感染。
聞一多是楚人，楚人多浪漫，且狂放不羈。這樣的情感無疑是詩人的氣質。聞一多對於詩歌是很早就喜歡的。1919年春天，他“決志學詩”，兩年之內讀遍所有古詩。不久，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清華園因為在城外，聞一多是到5月4日晚上才得知訊息，他感到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情感在內心膨脹，那時他還不會作詩，但似乎只有詩的語言才能將內心的情感釋放出來。當晚，他興奮地抄下岳飛的《滿江紅》，悄悄地貼到學校食堂的牆上，希望用詩喚起同學們的民族熱情。
聞一多：激情的歸途（2）
他開始作詩了。當時白話文運動已經如火如荼，聞一多也以白話詩人的姿態崛起，很快就確立了自己在詩壇上的地位。“五四”是一個充滿浪漫激情的時代，詩歌熱得發燙。聞一多自負地認為，在眾多新詩人之中，自己的詩在胡適、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勁敵同上，第165頁。。照他看來，“詩是被熱烈的情感蒸發了水氣之凝結”，詩人應該“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遊，然後大膽引吭高歌”，所以，白話詩首先應該是詩，至於白話不白話倒是次要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聞一多最看重的還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詩的靈魂。胡適、俞平伯這些新詩人新則新矣，但都過於理性、節制，缺乏萬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難怪聞一多對他們頗不以為然了。而視為唯一勁敵的郭沫若，是“五四”最富浪漫氣質的激情詩人。聞一多承認：“我生平服膺《女神》幾於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之大。”當《女神》出版的時候，他熱情洋溢地寫了一篇詩評，稱讚郭沫若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這精神中有動、有反抗、有激越。聞一多說：
現在的中國青年——“五四”後之中國青年，他們的煩惱悲哀真像火一樣燒著，潮一樣湧著……他們的心裡只塞滿了叫不出的苦，喊不盡的哀。他們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個人用海濤底聲響替他們全盤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我們的詩人不獨喊出人人心中底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聖的一種熱情呢！
就這樣，早在“五四”時代，聞一多本能地疏遠啟蒙陣營中胡適領軍的理性主義，而將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引為知己，自身也成為浪漫主義詩潮中的一員大將。這就為40年代以後的思想轉變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