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養所裡，一輩子別想出來。
被派往聯合國探測部隊的人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大部分人在此學習五年，然後就離開這裡；少數幸運兒們，大約八千個人中只有一個，被邀請志願參加戰鬥訓練。這就意味著他們還得服役五年。如果他們拒絕這種邀請，那就會被看作有反社會傾向。在服役的這十年裡，能有幸活下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還從來沒有人倖存下來。要想活命，你只能指望在你還沒有參軍前戰爭已經結束了，或者是指望時間的放大效應使你所參加的戰鬥之間相隔許多年。
你可以按每年約參戰一次粗略地算一下，鑑於每次戰鬥的平均倖存率為34％，這就很容易推算出你在這十年中能倖存下來的機率有多大。事實上，這種機會只有十萬分之二。你也可以換一種方式推算，比如，用一支老式的六響左輪手槍玩俄羅斯輪盤賭的遊戲，在六個彈艙裡裝上四顆子彈，把轉輪轉幾圈，然後朝自己的腦袋開槍。如果你能這樣連續做十遍又沒讓腦袋開花，那真得好好地向你祝賀，你只是個文職人員。
在聯合國探測部隊大約有六萬名戰士，其中只有1、2個人能活著度過這十年的軍旅生涯。
儘管我在這裡已經熬過了一半的時間，但從未認真地想過自己是不是也有幸成為這樣的幸運兒，全憑上帝了。
報告廳裡的這些年輕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識到他們早已註定的厄運呢？
我想把這些人的相貌特徵與整個上午我所查閱的檔案對上號，但很困難。因為這些人是按同一套參照系嚴格篩選出來的，相貌特徵都極其相似：身材高而不修長；體格健壯而不肥胖；聰明而不狡黠。地球上的人種比起我在那裡時的那個世紀，已經趨於同一化了。他們多數人看上去都讓人彷彿看到了波利尼西亞人的影子。只有凱班達和麗琳兩個人，具有明顯的種族特徵。和那些人呆在一起，他們的日子不會好過。女人大都很漂亮，但我不好對她們品頭論足。從在天堂星和瑪麗分手到現在，我一年多來一直離群索居。
我一直想知道她們當中是否有人身上帶有從老祖宗那隔代承繼下來的素質，或者是不是有誰想拿自己上司的孤僻開開玩笑。軍官同下屬建立性聯絡是絕對禁止的。多麼溫和的說法。違犯此項軍規者，將會受到沒收財產和軍銜降至列兵的懲罰。如果這種兩性關係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違紀者將被立即處以死刑。如果聯合國探測部隊的所有軍規都能像上邊這條一樣常常被不以為然地違反的話，那它會成為一支讓人感到怡然愜意的軍隊。
但那些男孩子們沒有一個能讓我看上眼的。就是再過一年，我也說不準他們會是副什麼模樣。
“起立！”希利波爾中尉發出了口令。我坐著沒動，禮堂裡的其他人都立即立正站好。
“我是中尉希利波爾，是你們的戰地第二指揮官。”這職務原來被稱做“戰地第一上士”。真是妙不可言，軍隊已經變得頭重腳輕，是個人就是官兒了。
希利波爾走上前來開始對士兵們訓話。看她那勁頭，肯定是天天邊照著鏡子梳洗邊扯著嗓子練習發口令。
我看過希利波爾的檔案，知道她只參加過一次戰鬥，而且作戰只有幾分鐘。在這次戰鬥中，她失去了一隻胳膊和一條腿，後來也像我一樣，透過恢復醫院的測試後被重新任命。
也許沒受傷之前她也是一個很迷人的姑娘。再植一隻斷肢就夠嗆了。
她拿出典型的第一上士的派頭給士兵們訓話，話語嚴厲而又不失公正：別拿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煩我，耽誤我的時間，一切按指揮等級逐級辦理，很多問題到了第五級就迎刃而解了。
這時我想，要是能早點有點時間跟她談談就好了，然而特遣軍司令部卻催著我們立即集結，以便次日登船，所以我甚至沒來得及和我的軍官們談上幾句。
這怎麼行呢？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了，對於怎樣帶領這支突擊隊，我和希利波爾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分歧。我只管下達命令而具體指揮歸她。她處理問題的方法太生硬，把部下簡單地分為好的和壞的。按指揮等級處理指揮事物只能把她和部下之間的距離拉得很大，使自己完全孤立起來。我不願意這麼高高在上，我打算隔天抽出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和士兵們談談心，士兵們如有什麼委屈可以直接到我這兒來聊一聊，或是提一些建議什麼的。
在來到突擊隊之前的三個星期裡，我和希利波爾在接受訓練時都被輸入了同樣的程式和資訊，然而有趣的是我們對如何帶兵竟有如此不同的看法。
我這種“開門政策”的領導方法，在澳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