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還有兩個前電影女明星！這些學生中只有大約10％是黨員。吸引他們來這裡最大的一個原因是西安事變前，紅軍英勇抗擊國民黨軍隊獲得的巨大聲威。還有一個原因是紅軍發明的游擊戰術被普遍認為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戰術。
如果你們不是反戰分子的話，很難找到一個比這裡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們是，那我也不知該說什麼。你們以前那些辯論，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的關於戰爭會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在這裡不適用。這場戰爭如果按照人民的意願來打的話，將會把他們帶入民主。他們的理想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他們由分散的小集體組成，他們既是士兵，也是農民…他們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覺悟，也想透過游擊戰突破日本人的防線。我覺得你們不會對任何戰爭感興趣的，不是嗎？
漢口的陷落（5）
當時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學日語。學日語的專門學校修建起來了，從政府官員到小學生，每個人都要參加學習。當時日本侵略者散播謠言說中國士兵都是野獸，抓到俘虜會先把他們虐待折磨一番再殘忍地殺死。被灌輸了這種思想後，大部分日本兵寧願自殺也不願被俘。學日語的目的就是要對抗這種歪曲事實的謠言。
為了對外宣傳，也為了讓國內人民瞭解這次戰爭是針對日本侵略勢力，而不是日本人民，黨內下了命令，游擊隊要儘量帶著俘虜上路。在逼近日軍的時候，他們會用擴音器或是扯著嗓門喊，勸日本兵投降並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受虐待。在給《曼徹斯特衛報》寫的一篇報道里，霍格說毛澤東曾向他解釋過對待戰俘的政策，並強調了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為他未提及在別處會見過毛澤東，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參加了這位黨領導作的一次關於戰俘問題的報告。
霍格一共採訪過六位日本戰俘，並以他們的經歷為題材寫了篇短故事。這6個戰俘在一次延安文藝演出的晚上為黨領導表演了一出話劇。觀眾席上有毛主席（當時他被這樣稱呼），他和其他觀眾一樣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裡，這6個戰俘在經過共產黨幾個月的教育改造後，被放了回去。他們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隊，受到了戰友的熱烈歡迎，然後立刻被處決。
在延安，上至最高領導、普通官員，下至學生，所有人都住窯洞。延安地處兩條山脈之間狹窄的河谷裡，因為害怕遭到敵人的轟炸，這裡的人們沒敢將這塊地方擴充套件到防護牆以外，而是在山坡鬆軟的土裡挖洞。在霍格到達之前，共產黨已經擴大了窯洞的規模，把學校、醫院、還有市裡五所大學的一部分辦公室、大禮堂都搬進了這裡。窯洞夏天涼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這樣描述道：
在窯洞裡，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對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層一層蜂窩似的窯洞。附近的山上有許多漂亮的古廟。最顯眼的是出版社，它每週都會出兩份報紙，還有很多本書和小冊子。這個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裡，走進去很陰暗。當你的眼睛適應了裡面的黑暗後，立刻就會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視著你。在他腳下，印刷工們來回小跑著，一捆捆的紙和印刷機叮噹作響。
延安後來成為了美國羅斯福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站。美國海軍上校埃文斯·卡爾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國政府允許在1937年訪問這兒的美國軍官。他在報告中著重肯定了游擊隊和當地農民之間的友好情誼、共產黨軍隊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覺悟。他的這些結論也得到了後來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的贊同。但是直到1944年羅斯福才答應蔣介石派美軍增援延安。
對毛澤東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輝煌成就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間裡，他為新的、符合中國實情的共產主義體系打下了基礎；並接見了許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記者和外交官。毛澤東一生只出過兩次國，分別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訪問莫斯科。在接見外國記者期間，他詳細詢問了他們本國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這些訪問的重點都是為了傳達這樣一條資訊，即共產黨和游擊隊形成了中國北部最有紀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這是一條很有分量的資訊。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聳立的一座山坡上鑿出來的窯洞裡接見了一些記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萊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萊姆是紐西蘭人，他獲得了羅得島獎學金，得以在牛津求學。後來成為倫敦時代週刊的副主編，又到中國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書中，他這樣描述了對毛澤東的具有戲劇性的採訪：“我們會在傍晚開始談話，經常到深夜才結束。桌上的蠟燭一根根熔化，在窯洞粗糙不平的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