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對斯諾做出了種種限制，但為了近距離地接觸這位被外部世界譽為謎一樣的傳奇人物，他服從了。《紅星照耀中國》是一次宣傳上的勝利，也是第一本讓世人瞭解這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使中國真正獨立的領導人的偉人的出身、個人成長和思想歷程的書。
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年代，到處是鎮壓和政治廝殺。不難想象，共產黨要戰勝國民黨的圍剿就不得不鞏固黨的力量。
斯諾是第一個打破政府禁令，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他也為1937年直至後來西方記者採訪毛澤東和他的司令官鋪平了道路。斯諾是和毛澤東進行親切交談最多的西方記者，但所有的記者包括他在內，都把共產黨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會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而不是附庸於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但是毛澤東本人又十分重視他與蘇聯盟友的友誼，曾公開表示反對認為他的馬列主義與莫斯科的馬列主義有區別的說法。
漢口的陷落（4）
喬治·霍格幸運地成為了第一批採訪延安的記者，但他剛到的時候腦子裡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他們一組人在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鎮中心像倫敦公園：寬闊的閱兵廣場上進行著籃球賽和足球賽，一大群人站在旁邊觀看，裁判的哨子時不時地吱吱響。路邊，士兵騎著馬上上下下。賣茶水和麵條的小攤給這個小鎮又新增了一點節日的氣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個星期。如果說漢口是他記者生涯中一段失敗的經歷的話，延安則是曲折的政治學習道路。外國記者的隨行嚮導向他們長時間地解釋了共產黨的政策和政府體系，他們希望讓外界真正瞭解共產黨領導下的真實情況：共產黨控制下的紅色區雖然和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國民政府有相似之處，但它是不同的：同樣的法律，但執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體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貨幣，但能自給自足。這些教導就是為了告訴西方記者們：共產黨正在給中國帶來變革，使它擺脫封建落後的過去。
在山坡上挖出來的涼爽的窯洞裡，霍格一邊聽著這樣的解說，一邊喝著茶，為他以後的家書和為《曼徹斯特衛報》寫的文章做筆記。在這裡的所見所聞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採訪過延安更有經驗的記者一樣，他也對這裡嚴明的紀律、簡樸的生活和政治啟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認為他們自己是關心政治的。他母親的貴格會派觀點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卻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場是附條件的。他們不允許政治觀點干擾霍格家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或是社會地位。
霍格遊歷美國、在南部佃農的合作社經歷以及他和嚴厲的穆里爾阿姨的親密來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達漢口後，他敏銳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觀點，包括新聞界的觀點、史沫特萊公開支援的共產主義和大多數美國記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義觀點。他年輕，而且像史沫特萊所說的“政治上還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這段時間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給家裡寫的一封信則表明他還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寫道：
這裡的一切都是傳道。這裡的8千多名學生靠小米粥和傳道過活。（每人每天有大約半便士購買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這是一種積極的傳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整個大機器朝著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開進，而日本的人民則是中國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從中國各地以及新加坡、紐西蘭、夏威夷的華人區趕到延安的許許多多學生並不全是共產黨員。他們聚集在這裡，因為他們相信八路軍是唯一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軍隊。吸引他們的還有共產主義理想和隨之而來的簡單生活。霍格很同情他們，儘管他意識到這兩樣東西——對戰爭的支援和共產主義理想，在他的家鄉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鎮都是惹人厭的東西。
所有采訪過延安的記者都注意到，中國共產主義理想的發展沒有受到蘇聯的影響。霍格在給家裡的信中寫道：“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建設共產主義要根據自身的國情。在這裡找不到共產主義的工業、農業，甚至也沒有蘇維埃共產主義政府。”
在給家裡的信中，他儘量描述延安的情況，並藉機又一次對他父母的反戰論提出了質疑。
讓人驚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學生和各個階層的年輕人從各個地方甚至其它國家比如新加坡、菲律賓、紐西蘭、夏威夷等趕來聚集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