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是毛澤東取得中國內戰最終勝利的重要環節之一。另外就是開始於1937年8月的抗日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不僅使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棄對元氣大傷的共產黨的最後打擊，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敵人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
作為合作的一部分，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對西北一片13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權。1935年，毛澤東來到延安，這個只有8千人口的小鎮成為了紅軍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層高的寶塔高高聳立，在城中心還有一座西班牙聖芳濟修會的教堂。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當地的共產黨領導接管了。 這個地區曾經發現有石油，但當共產黨搬來以後，石油開採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根據地，使他們避開了敵人主要的戰場，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轟。再加上移居進來的大量人口給當地百姓居住了好幾個世紀的黃土巖洞帶來了巨大的損害。這座四面環山，中間橫跨一條小河的古城便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中心。
漢口的陷落（3）
毛澤東和長征中倖存下來的8千紅軍到達延安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完全掌握了黨內最高領導權。長征途中，他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認並與他的緊密擁護者周恩來一起取得了三人軍事小組的控制權。對於軍隊的領導權是領導革命的關鍵。在延安，毛澤東重組了黨組織並建立了新的社會、政治制度。
延安時期也是毛澤東重要的思考時期。他改變了蘇聯“以城市為中心”的馬列主義革命模式，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尤其是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實踐相結合。這意味著黨把“農民激進主義”作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論包括減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媒體的政治作用的領導人之一。共產黨的記者們受邀請來到黨的新總部，採訪毛澤東本人或其他黨內高階領導人。為了維護黨的形象，保持黨的作風，個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領導人，也嚴於律己，過著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樣的艱苦生活。
延安時期也使毛澤東建立起他自己的軍隊力量。八路軍四散在華北地區，許多游擊隊都在日軍東部的後方作戰。朱德和聶榮臻率領的八路軍與延安總部保持著無線電通訊，頻頻突破日軍的防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對於在20年代戰亂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慮到國民黨和共產黨行事上的天壤之別，蔣介石的陰險狡詐和毛澤東的光明磊落，漢口的貧窮、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氣象，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是被大地主、大軍閥和資本家控制的政黨。大多數外國記者都發現蔣介石的政府極其腐敗。國民政府內從高階部門到地方政府，欺詐和辦事不力隨處可見。蔣介石部下的軍官對待下屬大都冷酷無情，對新兵尤其如此，僅僅把他們當成軍隊裡的苦力。
難怪霍格1938年3月到達漢口的時候，外國媒體已經對統一戰線的兩個政黨形成了一致看法：國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國舊的封建勢力，腐敗、落後、目光短淺。而共產黨和延安，用美國作家海倫·斯諾的話來說則是“用馬克思主義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橋樑並努力成為跟得上世紀腳步的人。”她在《紅區內幕》（1939）一書中說道：“在延安，中國共產黨正在形成一種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擁有著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個新世界。”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人們不用加入共產黨或分享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海倫·斯諾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當時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模式帶給人們的感召力。毛澤東的國際影響力和外國媒體對他的好感隨著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強。這本書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和霍格第一次見面時向他極力推薦的。它對美國人民，至少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形成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游擊隊的正確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
共產黨領導非常重視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宣傳成果。書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是一支充滿活力的本土力量隊伍，有著嚴明的紀律，一心為廣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夫婦的一系列接待都經過了細緻、周到的安排，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都進行了詳盡的解答。毛澤東和他的顧問要求先看到書的草稿，並提出改進的意見。斯諾都一一答應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