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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毛澤東使中國不僅在政策上，也在實際行動上徹底脫離了舊封建。在抗日戰爭和蔣介石政府極端腐敗的大環境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似乎是農民的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農村革命的成功意味著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成功地擴充套件了他的根據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範圍達到了100萬平方公里內的1億多人民。實際上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新國家，一個得到美國政府認同的國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漢口。這個城市已經陷入一片恐慌，因為流言說日本兵馬上就要對漢口進行最後的襲擊了。難民的撤離工作緊張地進行著，他們南下長沙或向西逃往重慶。每天有三艘輪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車載著難民離開漢口，還有好幾千人一起趕夜路離開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掃射。霍格花了一天時間和這些難民一起趕路，他在報道里說他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每四英里有茶水攤，每十英里有食物攤。
並不是所有的難民都是漫無目的地向中部撤離。他們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開始小小的工業合作社建設。這再一次證明政府為人口向中國的中部和西北部遷移提供了支援。
同時，日軍的空襲摧毀了漢口這座城市。8月10號和11號的空襲最嚴重，遇難者有1500人。霍格揹著照相機，在日軍的飛機離開後記錄了被轟炸後的場景。“真是令人髮指的暴行！”他憤怒地說道。他每天為合眾國際社寫報道。社裡對他們的明星記者傑克·貝爾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寫出好故事，但華盛頓的編輯們則喜歡這個新特約記者的文章。他獲得的獎勵是在這座城市陷落後可以在這裡多待一個月。
到夏末，幾乎所有中國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來和其它中共代表團成員也離開了漢口。留下來的幾千名外國人自我安慰，相信他們的存在能使漢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樣的厄運。他們希望他們所在的非軍事化“安全區”能夠安然躲過日軍對這座城市進行最後襲擊時的轟炸和攻擊。中國人不許進入“安全區”。因此在炸彈轟鳴中常看到這樣悲慘的景象，中國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往鐵門裡塞，孩子們又被粗魯地推出來。日本空軍大多不敢得罪外國人的“安全區”，但他們很清楚中國部隊的所在地，並發動了猛烈的襲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漢口地區的中國人趕到長江以南的鄉下，進而佔領漢口。而實際上武昌和漢陽在經受大規模轟炸時，大量人口已經逃往漢口，隨著日軍沿長江西進，漢口的人口急劇增加。
8月末，蔣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決定放棄他們的臨時首府。他們一邊繼續鞏固漢口，拒絕和日本人談判，一邊計劃轉移力量避免一次代價慘重的失敗。上海和南京的慘痛教訓就在眼前。
作為“不給日本人留下任何東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決定炸燬所有中國人自己的建築和裝置。這一備受爭議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了英國海軍的挫敗，他們在中國軍隊離開後拔掉了引爆線。其他地區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在漢口陷落（10月25日）後不久，政府軍燒燬了長沙——湖南的省會，日軍進攻路線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長沙在漢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萬，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貿易中心。在成千上萬的因為政府這一愚蠢行為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中，有一個叫任黎芝1的年輕姑娘。她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是一家麵粉廠的經理，母親在家操持家務，盡力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她的家鄉被政府一把火燒光的這年，她21歲。這裡的人們逃到鄉下，政府的救濟有限，他們不得不做農活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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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的陷落（7）
任黎芝在長沙曾是一名積極的抗日分子，為了她的安全起見，家裡人決定把她送到寶雞，往北幾百英里外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歐洲“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寶雞，她嬸嬸把她安排進了一個婦女難民組織，這個組織後來成了公社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在這兒，她在1939年遇見並愛上了一個年輕的英國人，他也是在日軍侵佔華中地區以後北上的。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時改名為《中國通訊》）一書中生動描述了外國記者在日軍侵略漢口時共同逃生的磨難中所建立起來的同志般的友誼：“我們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們的船在暴風雨的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