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沉沒，我們的人道主義精神被喚醒，緊緊相互扶持……在緊張的局勢下，我們依然創作著詩歌、歌曲和機智的笑話，我們的友誼閃耀著神奇的光輝。”
因為同情難民們悲慘的境地，史沫特萊承擔了一份在紅十字會的工作。她要在擁擠、衛生條件極差的醫院長時間辛苦工作。混亂的局勢、街道上越來越多的難民和那些有錢人白天進餐館、晚上進俱樂部的舒適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霍格在他8月底寫給《曼徹斯特衛報》的一篇報道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到了夜晚，這一對比更加明顯。人行道上擠滿了乞丐和他們的孩子。而俱樂部和電影院每晚爆滿，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最近，新聞界發起了一項“節儉運動”，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在報紙上看到他們自己宴請一次開銷之大和坐著公家的小車巡遊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驚。對這些無恥行為描述一番後，報紙警告說下次會公佈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軍逼近的時候，大約有75萬人逃離漢口。外國友人組織了緊急救災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離開的中國人則指望著漢口大量的外國人能使他們躲過日軍對平民的大屠殺。
這時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區。因為她夜間的訪客太多，魯滋主教認為她的行為不道德。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她認為年輕一些的傳教士“思想進步、積極進取”，而對那些年長的、地位更高的傳教士包括魯滋主教沒有好感。“我還從來沒碰到過比這裡的老傳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頑固的人了。”
為了帶給美國讀者關於漢口大撤退真實的情況，霍格遵循了他從事新聞報導的首要法則：過他筆下的人們所過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難民出漢口的火車，並把在車上的經歷寫成了一篇名為《最後的火車》的生動報道：
漢口的人們紛紛議論著，政府已經開始疏散這裡的人口；日本兵正從四面八方湧來，馬上會對這裡進行瘋狂轟炸，還會用到毒氣；防洪堤會被炸燬用來防禦，而這裡大多數房屋因為地勢低會被沖垮。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災難。總之，對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來說，是時候動身了。是捆紮好行李、賣掉所有家當、帶著孩子和鋪蓋卷離開這裡的時候了。
火車在大平原上緩緩行駛著。難民們疲倦地望著車窗外，似乎想著“沒什麼能擋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擠上來，直到車上連挪一步的空隙都沒有。車門口早就佔滿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時候，一張笑臉出現在我座位旁邊的窗戶外，接著他整個人、幾個大行李箱、鋪蓋卷、一捆一箱地從窗戶塞了進來。每塞一次東西，他都朝我們尷尬地笑笑說“不要緊，不要緊”，好像是我們給他添了麻煩似的。剛開始我不肯配合，因為一直以來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買了座位票就應該享受座位的待遇。但過了一會兒，我覺得這也許對戰亂中的中國不合適。因此當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個牙齒掉光的老岳母和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從窗戶弄進來的時候，我也熱心地幫著他放行李。
第二個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過的。外面下起了雨，車頂上的人拼命鑽窗戶往裡擠，車廂裡更擠了。我在一個小站臺買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鮮的空氣，整個人覺得清爽了。
漢口的陷落（8）
火車在上午九、十點的時候到達了洛陽。站臺上有很多食品攤，有火盆上現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飯和蛋湯，12便士一袋的大鮮桃、煮雞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乾淨的麵包。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當我們從視窗跳下車的時候，三架飛機在城市上空盤旋，防空高射炮正對準它們掃射。鐵路沿線匆匆築起了戰壕，那些來得及跳下火車的人飛快地躲在了裡面。我很幸運地被壓在了底下一層。車站上炮火轟鳴，我們臉朝下，緊緊地貼著地面，聞著潮溼的泥土味。那時，我們聽到嗡嗡聲越來越近，一直到了我們頭頂。難道他們要炸火車和鐵路嗎？難道他們知道火車上有很多中國士兵，於是要用機關槍掃射？似乎經過幾個世紀（幾秒鐘）的焦慮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抬起頭看著他們飛走了。回到車站後我們發現鐵路線完好無損。但不遠處一團團濃煙意味著死亡、無家可歸和對這些高高在上的、以強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車快速地向西駛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四周的鄉村有點像加泰羅尼亞的比利牛斯山脈地區。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黃色，貧瘠的梯田裡稀稀拉拉地種著小麥、土豆和白蘿蔔。這裡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驢子和騾子。河床上栽種著長勢旺盛的淺綠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區特有的形狀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