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仁義，反對徵利，大談“不患寡而患不均”，儼然是重義輕利的君子、百姓利益的代表。他們每言新法擾民，彷彿自己是在為下層百姓打抱不平，其實不然。他們痛恨新法，是因為新法對他們這個階層的不合理利益有所觸動。蘇轍痛斥王安石為“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的“小丈夫”；司馬光大談民之所以有貧富，是由於愚智懶勤不同，貧民必懶惰、愚蠢、愛享受。可見他們並沒有真正為百姓著想。這些人表面上大談義利矛盾，主張重義輕利，實則重利輕義，而且是隻重己利，只重上層利益，根本不考慮國家與百姓的利益。在他們心目中，義與利是完全統一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他們這個階層的利益，就是最大的義，誰侵害本階層利益，就是不義。
王安石的義利觀較傳統儒家和守舊派高出一籌，他認為義與利是統一的。“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即是說利就是義，義就是利。
《長編》卷二百一十九載有王安石與神宗等人關於義利關係的一段對話：
上曰：“但義理可行則行之，自無不利。”安石曰：“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公亮曰：“亦有利於公家不利百姓者，不可謂之義。”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謂利也。”
神宗所言是說義就是利，義與利不矛盾，只要順乎義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