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舊派對變法派所加的罪名之一便是“徵利”和“富國強兵”。司馬光在《與王介甫第一書》中大引孔孟之言，力陳言利之病。攻擊王安石“大講財利之事”、“行均輸奪商賈之利，散青苗收農民之息”的做法是背棄孔孟之道，罪名不可謂不大。
範純仁也一再上書，攻擊王安石“任用小人，專興財利”，稱其“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指責王安石忘記了舊學的先王之道，捨棄王道講霸道。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也對富國強兵大加攻擊。他指出：“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蘇軾的這一套歪理無非是孔子義利說的翻版，並無深義。貧富強弱都是利的範疇，因而無足輕重。而道德之淺深、風俗之厚薄則是義的範疇，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如此，義和利還是完全矛盾的。重義輕利，貧且弱，則道德深而風俗厚；重利輕義，富且強，則道德淺而風俗薄。國家的長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強就越容易滅亡，越是貧弱就越容易長存。商鞅富國強兵，社稷淪亡；仁宗十戰九敗，傳國久遠。
蘇軾特別表彰仁宗，認為仁宗持法至寬，對官吏“專務掩覆過失”，且無為而治，“未嘗輕改舊章”，雖然無所成就，興兵則“十出而九敗”，理財則“僅足而無餘”，卻因“德澤在人，風俗知義”，不僅使其本人盡享哀榮，去世之日更是天下盡悲。其所立之法必能使社稷長遠。
仁宗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對貪官、庸吏不僅不嚴加懲辦，反而專門掩蓋其過失；用兵無方，十出九敗；理財無策，府庫空虛。這樣的皇帝反而受到蘇軾的稱頌，這裡面顯然有立場的問題。實際上，蘇軾是完全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場上來對仁宗做出上述評價的。仁宗對官僚持法至寬，貪汙犯罪失職者都受其庇護，這些人當然會對仁宗稱頌不已；不改舊章，最大限度地維護上層富豪的利益，他們當然會拍手稱快；軍隊戰敗，受害者主要是普蘇軾治平帖通士兵和邊地的百姓，士大夫們照樣能在後方尋歡作樂，自然難有切膚之痛；國庫空虛，官僚地主們的私倉卻充裕得很，他們當然也不會著急。至於貪官汙吏給下層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潰敗給普通士兵和邊民的生命財產帶來的嚴重損害，積貧積弱給國家帶來的屈辱和隱患，蘇軾們是不會考慮的，他們完全將本階層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和下層百姓的利益之上，站在這一立場上，他們欣賞仁宗、厭恨神宗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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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風俗（3）
以現在的標準來看，蘇軾、司馬光之輩簡直是愚昧、自私、偏執到了極點，這與他們博學多識的君子風度相去甚遠。其實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蘇軾、司馬光之所以持此觀點，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經濟是發展的，只知道簡單再生產，以為天下財富是一個不變的常數。既然財富總量不變，或者說變化的可能與幅度很小，則不在民，就在官，不在下，就在上，公平分配比改變總量的多寡更有意義。但是，由於分配權是掌握在上層手裡，因而他們更傾向於集中財富，將其中的一大部分徵收上來歸極少數人享用，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便是貧富不均。孔子所說的“有國有家者”就是指上層統治者，特別是君主，孔子勸告他們“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說不要害怕自己手中的財富過少，最重要的是要關注對老百姓是不是公平。因為專制社會的權力和財富都集中於上層，上層不足，即“寡”的可能性不大，不足為慮，對下層盤剝過多，即“不均”才是更突出的矛盾，值得擔憂。因此對孔子的話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曲解。
從義利關係方面說，上層得利越多，國庫越充裕，就表明對下層的盤剝越厲害，不均的現象也就越嚴重，因而義就越少，就越顯得貪婪、殘暴；反之，上層越不重利，國庫越空虛，就表明對下層的剝削越輕微，百姓得到的實惠就越多，因而統治者義就越多，就越顯得仁義、節儉。蘇軾如此盛讚仁宗，除了階級立場之外，就完全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的。
雖然在一定條件下，義和利確實有矛盾，但如果脫離具體條件，將義和利完全當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羞於言利，只重分配，不談如何發展生產、增加財富，乃至將言利者稱為小人、言義者稱為君子，就是走向極端，與真理和公平差之萬里了。
司馬光之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