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矣。”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守舊派對變法充滿了恐懼和仇恨，甚至有人不論青紅皂白，一提變就反感，如司馬光就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甚至將王朝更替的原因單純地歸結於變法，認為如果漢朝的統治者堅持執行蕭何訂立的法度，就不會衰亡；如果三代之法不改，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就不會衰亡，總之變法是歷代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因此變法就是罪過，變就是錯誤。也就是說，變就是不對，只能越變越壞，沒有變好的可能。
按照司馬光的觀點，任何革新都是錯誤的，歷史永遠是倒退的，只能守，不能變。同樣是強調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司馬光與王安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司馬光將三代作為最完美的時代，將歷史的演進（應當說是倒退）的原因歸結為變法，既然變法只能越變越壞，那就只能不變。這裡面其實有一個明顯的矛盾，既然司馬光認為三代最好，那麼他對本朝如何看待呢？司馬光也不是糊塗蟲，他肯定發現了當時存在的弊端，既然他也認為本朝不如三代，為什麼不法先王之道，使本朝達到三代的水平呢？要達到三代之治，不就需要以先王之道變今日之俗嗎？大概他的歷史觀是極為悲觀的，根本不相信還有改好的可能，以至於他堅持認為，如今不如三代是變革造成的。因此，現在儘管很不理想，也只能保守這個爛攤子，否則不管怎麼改，都會使現狀更糟。
司馬光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和領袖，以他這種如此怕變、如此恨變的指導思想，指望由他主政局勢會有所好轉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司馬光卻並非真正的“保守”，也不是真的害怕任何變革，他在言行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一上臺，就盡變新法，不但要變，而且是蠻橫不講理地硬變——在五日之內盡廢新法，這時他又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最極端的“變法派”了。既然“祖宗之法不可變”，他何以悍然盡變先帝之法，難道已駕崩的神宗皇帝不是祖宗嗎？難道神宗所制之法在哲宗朝不是“祖宗之法”嗎？司馬光的道德學識古今稱頌，人皆以之為純臣，而他卻在大行皇帝屍骨未寒之時，迫不及待地盡廢“父之道”，此豈忠臣孝子所宜為？像他這般盡改初衷，急於“變祖宗之法”，於祖宗不可為孝，於先帝不可為忠，卻又以“以母改子”為名，狐假虎威，假太后以欺先帝，司馬光昭然之心，恐怕路人皆知，何以自欺欺人，愚弄天下後世！
守舊派一邊疾呼“祖宗之法不可改”，一邊又對司馬光盡廢祖宗之法稱頌不已，道是“大得人心”，不知其所得者，何人之心？看來他們對於變與不變，並非真的立場堅定，而只是希望滿足他們的私利。對於損害他們利益的，不僅要變、要徹底清除，還要快變，恨不能一日盡變。
守舊派鼓吹“利不百，不變法”，司馬光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就是說只有純利無害、萬無一失之時才可變法，壞得不可收拾時才可改建。甚至居室大壞之時也不能隨便改建，要看是否有良匠美材，如果沒有，還是守著破屋子好，不然連舊屋都沒有，就只能受風雨之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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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風俗（2）
守舊派對變法的要求極高，必須萬無一失，必須有利無害，必須沒有任何失誤。而對守成則要求極低，能守著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個樣子，只要還能遮風擋雨，只要天下還沒徹底大亂，就算是成功。至於民間疾苦、外敵欺凌，都沒關係，都可以忍。含汙納垢、卑躬屈膝、割地賠款，都沒什麼，只要天下不改姓，只要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損害，就沒問題。這就是守舊派的哲學。
王安石等變法派則認為，先王之道有可變，有不可變，法先王關鍵是法先王之意。時代是變化的，法令必須隨之調整，合時而變。呂惠卿指出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永遠不變者。政令與法制必須隨時而變，而倫理道德則是永遠不變的。呂惠卿的觀點依現在的標準來看還不夠徹底，但言有變有常則是合理的。
且不論變法派的是非成敗，單就銳意求新求變這一點就是值得效法、值得肯定的。守舊派可能也不是一無是處，但固守舊規、不敢求變這一點卻是應當否定的。儒家保守怕變的傳統一直影響至今，成為中國發展緩慢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需要重視和反思的。
雙方爭論的第二個焦點就是義利關係問題。
守舊派堅持孔子割裂義利的舊說，以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之辯就是君子小人之辯，言義者就是君子，重利者必是小人。按照這一標準，積貧積弱是功德，富國強兵反而成了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