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屈，此時復漢唐舊域就不再是空想了。等到天下大定之時，自可製作禮樂、以文太平，實現王道政治和大同社會。沒想到在此關鍵時刻，神宗卻私心湧發，想獨自成功。王安石的主動請辭，也是想讓神宗明白權位名利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國家大事，是天下蒼生的利益。
然而王安石的苦心並未讓神宗明白。神宗將這次逼退當成馴服王安石這匹烈馬的第一鞭，本想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並無完全棄置不用之意。對於神宗之意，呂惠卿心領神會，因此在他受王安石推薦、任參知政事之後，想的不是如何繼續推行新法，將變法大業堅決完成，而是屢起大獄，打擊王安石的親信，藉此力阻王安石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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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5）
神宗自己有私心，想成為變法的真正領袖，沒想到呂惠卿也有類似的想法。神宗可以原諒自己的私心，卻不能容忍呂惠卿的野心，此時他也發現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制服呂惠卿，便又將王安石招入朝中。依神宗的本意，可能不想如此匆忙地招入王安石，他想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之後，讓王安石自動屈服，也讓天下人知道他才是變法的絕對領袖，完全有能力獨自處理大政，但呂惠卿的做法使他不得不在王安石去位不到一年後便令其復職。
王安石於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復職，他在接到詔命後並未停留，而是儘快到任，這一方面是因為呂惠卿的做法危及了他的家人，更重要的是由於他不想讓多年奮鬥換來的大好局面毀於一旦，不想讓變法大業受到挫折。然而他的二次為相時間也很短，只過了不足兩年，便又離任了。
對於他第二次辭職的原因，有多種解釋。一是守舊派人物蘇轍等人所說的，是由於呂惠卿發王安石私書，上有“無使上知”之語，是故得罪。這一說法鄧廣銘先生已借王安石弟子陸佃之言力辯其非，足可憑信。其具體原因並不複雜，最重要的是變法派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裂，神宗欲奪王安石之權，呂惠卿欲謀王安石之位，鄧綰等則欲借王安石以自固，給王安石幫倒忙，王安石之子王雱據說也在暗地裡算計呂惠卿。在變法之初，由於變法派勢單力孤，守舊派非常強大，因此能夠同心協力，一致對外，非常團結，等到改革稍有成果，便自以為該到秋收的時候了，唯恐自己少分了幾個果子，這種短視的目光、自私的心態破壞了變法派的團結，也葬送了改革。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神宗的心態，假如神宗頭腦清楚，保持與王安石的君臣關係，即便有一二骨幹改弦更張，也不會危及大局。然而恰恰是神宗的心態出了問題，也因此引發了呂惠卿的野心，導致變法派四分五裂。王安石在復職之後欲再展宏圖，謀取西夏，神宗卻一再對西夏和契丹示弱，偏偏和王安石唱對臺戲。神宗在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彗星出現之時，又以此為由下罪己詔，讓守舊派暢所欲言，事實上又是拿天人感應的舊說和守舊勢力對王安石施壓，降低其威信，削弱其權力，不令其有所施展。神宗對契丹示弱，未必真的是膽小怕事，據陸佃所述，神宗早就大量儲備戰略物資，準備對契丹用兵。《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81頁。神宗不是不打算攻西夏，後來的戰事便證明這正是神宗的意圖，只是他不願意過早起事，以免讓王安石得功。神宗其實是在告訴王安石，根本不打算在王安石在位時有所作為，以免自己又成了王安石的配角。君王的信任遠不如舊，呂惠卿與己反目，最器重的兒子又過早去世，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意識到自己在職也不可能有所作為，不僅無益於變法大業，反而有害，於是就只能選擇辭職了。
王安石一方面勇於任事，愛國愛民，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奮發圖強的決心，另一方面又對功名利祿無所牽掛，能夠急流勇退，萬緣放下，既極於有為，又能盡於無為，這種精神和境界可以說是千古難尋的，這和他本人的無慾無求的個性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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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乎中道（1）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極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對待出世與入世的問題上同樣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張完全放棄世俗生活，像出家人一樣棄絕夫婦父子，過一種離群索居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贊同完全入世，過一種庸俗的生活。
在早年，王安石對於佛教的離棄人倫是持批評態度的。作為一個儒者，他只能堅持儒家的基本立場，不可能贊同廢棄人倫、遺世獨立的做法，因此認為佛教雖然“實見道體”，卻又“差了途轍”，有體無用，與堯舜之道還是不可相比。在《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