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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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於拜相之日卻寫下“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的詩句,可見他在廟堂不忘山林,心中並無富貴騰達的喜悅,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卸下肩上的擔子,過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這種想法完全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後來魏泰提起此事時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繼而微笑,因為這正是他平生的志願,也不以為怪。

王安石在《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中表達了對官場生涯的厭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他認為名譽事功皆不足為累,世事官身都充滿危險,故而發出“已知軒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樂世閒身豈易求,巖居川觀更何憂?”表明他樂得巖居野處,登山觀水,要做一個瀟灑自在的閒人。他還說“拙於人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強調自己是謀道的君子,做官不是為了專門謀取俸祿,只是由於拙於人合,無法與流俗同流合汙,只能與天地合德、與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貴與禍患相伴,貪戀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詩: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

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

謂言黍熟同一炊,欻見隴上黃離離。

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這兩個富貴至極的人為例,說明富貴不足依戀。然而貧賤同樣使人難以為情,無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經常守在親人的身邊呢?本待黍熟同食,親人卻在黍黃之時離去,從此每次食黍都令人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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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3)

對於自由生活的嚮往使王安石始終不樂富貴,他屢屢力辭相位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沒有最後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會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來,離開相位、迴歸鄉野會帶來巨大的失落感,但對王安石來說卻是得其所哉,這是那些依戀榮華富貴的人所無法想象的。

王安石出入自在,行藏自如,表現了一種人所難及的境界和風骨,這種精神在他兩次力辭相位中得以充分體現。

王安石於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中旬首次罷相。對於他此次去職的原因,前人論之已多,但未必盡是。據《長編》卷二五一,從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冬至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氣久旱,雨雪不至,神宗為此憂心忡忡,減食損膳,避居正殿,以表自責。而守舊派的翰林學士韓維以為這不過是例行公事,不足以應天變,要求神宗痛切自責,廣求直言,並藉機指責新法。韓維的用心極為明白,就是認為天變為新法而顯,要求神宗順天應人,廢除新法。在韓維這樣的守舊派眼中,推行新法有害無利,即使是熙河大捷這樣難得的功績,也被描述成“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簡直一無是處。對於韓維的惡意攻擊,神宗應當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非但不予痛責,反而接納了韓維的建議,並令其草詔,罪己納言。

這份詔書是對王安石和變法派的沉重打擊,神宗表面上是下詔自責,實則是對變法派的嚴厲批評。所謂“朕涉道日淺,晻於政治,政失厥中,以幹陰陽之和”,這不都是身為宰相的王安石的責任嗎?又言“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這幾乎是對新政的全面否定,聽納失理,獄訟非情,賦斂無度,奸私壅蔽,忠直不聞,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呢?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神宗下這麼大的決心,對自己及新法幾乎要全面否定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天災嗎?鄧廣銘先生的解釋是神宗一則是惑於天人感應,二則是有意“異論相攪”,這種解釋當然是有所依據的,不過未必切中要害。這場旱災表面上很厲害,但並未造成嚴重後果,因為此前“累年豐稔”,糧食儲備足夠用了,不會導致大的饑荒。一場不大的天災不足以成為理由,但卻足以成為藉口。這表明讓王安石去職確是神宗之意,無論有沒有韓維的挑撥都是一樣。

那麼神宗為什麼有意讓王安石離職呢?其真實原因並非是因為天示災異、人情未順,政治經濟也並不像韓維所擬的詔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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