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有這些觀念的思想萌芽，也不可能明示天下，更無法將之制度化。王安石確實是有民主意識的，他的“道義為重，王公為輕”、“君臣迭為賓主”的觀點就體現了道德高於勢位的思想。依照這一解釋，就不必過分拘泥於君臣關係，誰有理誰就為主，誰無知誰就為賓，道德義理最重要，君臣權位並不是最根本的。在變法前期，王安石就是這樣實踐這一思想的。他每每以義理辯論折服神宗，必要令神宗服軟，體現了君臣平等、互為賓主的理念。然而他沒想到的是神宗根本不是心悅誠服，只是暫時隱忍，神宗根本沒打算接受他的理念。他只是憑藉自己的學識道德實踐這一理念，並未將之變成一種制度，因此這種君臣相對平等的關係只是一段時間的臨時約定，而且僅限於神宗與王安石之間。等到後來，神宗就以種種藉口不再執行這一約定，而王安石則除了請辭之外別無選擇。這並不是由於王安石缺乏見識，未及時將其制度化，而是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實施這一制度。
歷史出現了奇特的悖論，王安石有時不得不以加強皇權來推行民主，以國家兼併來抑制豪強兼併，以保甲制來保證下層百姓的自由和權利，以非學術的手段來推動新學的發展，這些其實是有違他的初衷的，但又不得不如此。
王安石的思想在當時頗有過於超前的意味，不但時人難以理解，即便現代的人也無法完全接受。他以先王之道相標榜，宣揚的卻是超越時代的思想，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從種種跡象來看，王安石的抑兼併不僅有主張公平、倡導平等的意味，更有主張自由經濟、反對壟斷的意圖。壟斷經濟事實上是一種權力經濟（或者說是政治經濟），是以非經濟因素干擾經濟的執行，對經濟發展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必定是有害的。王安石深知壟斷之害，他既反對富豪兼併，也反對國家壟斷，因而力主自由貿易。
可惜在王安石的時代，自由經濟的社會基礎、技術支援和代表力量都遠遠不足，無法為他的改革提供足夠的支援。中小商人和普通消費者缺乏發言權，他們的意見是無法反映上去的，更無法寫在歷史上。工業也處於一種萌芽狀態，農產品的供應不足，商業化程度不高，文化教育更無法變成產業，因而整個社會都無法真正理解自由經濟的價值。
青苗法是現代銀行的雛形，免役法強化了職業分工，手實法類似於財產申報及實名制，王安石變法運動的指導思想和經濟措施都相當超前，只是難以適應整個社會的主導經濟還是自然經濟型的農業這一現實。當然，也不是說超前就不好，工商經濟同樣需要政策的引導，假如新法能夠貫徹下去，也許工商業就會被扶持起來，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商品化，最終完成社會形態的轉換。
然而，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舊觀念根深蒂固，扭轉起來實在太困難了。神宗與王安石希望透過政治手段強制推行新學（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最終達到“化革了人心”的效果，但沒有必要的經濟基礎的支援，這種“化革”也不過是雨過地皮溼，既不能深入，更不可能持久。他們沒想到，守舊派同樣可以依樣畫葫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司馬光等舊黨一上臺，就趕緊對新學開刀，以政治手段壓制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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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恨千古（5）
變法的政治基礎不穩，經濟基礎缺乏，指導思想不一，某些措施失當或操之過急，再加上反對派的力量過於強大，儘管王安石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無法扭轉局勢，因此他只好急流勇退，回到江寧過上了退隱的生活。
出入自在（1）
中國計程車大夫一向有兩條道路，一是入仕為官，一是退隱田園，因而也就有了兩種心態。孔子便強調“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當仕則仕，當隱則隱。王安石雖然是大有作為之人，但他同樣也有山林之思，並非一味追求進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為了養家孝親，並非樂意官場，汲汲富貴。由於家中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幾十口人賴其官祿生存，因而他根本就沒有條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詩歌中，就表達了“收功無路去無田”的無奈，既然“人間未有歸耕處”，他只得“竊食窮城”、任職地方，但這並非他的本願，在《壬辰寒食》一詩中就表達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更傾寒食淚，欲漲冶城潮。
巾發雪爭出，鏡顏朱早凋。未知軒冕樂，但欲老漁樵。
這一年即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王安石只有三十二歲，他回江寧為父親和長兄王安仁掃墓，不覺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