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繼承並沒有錯。然而，強調繼承的合理性只能是一時的，在科技越來越發達，知識越來越豐富的後世，年齡與智慧不一定成正比，創新的重要性漸漸超過了繼承，在這種情況下，再片面強調無原則的繼承就不再是正確的了。
然而，習慣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特別是在尊重習慣的傳統中國社會。到了宋代，越古越好的傳統並未被打破，古今判斷甚至成了價值判斷。王安石初任參政，恨朝中諸公不明義理，一日謂之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諷刺諸公學術不明，是因為用功不勤，讀書不多。不料趙捜吹潰骸熬�允б印Ｈ緡V、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意思是說上古之時無書可讀，稷、契等亦不失為聖人，弄得王安石無話可說。這一故事出自《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真假莫辨，邵氏本意不過是說王安石目中無人，藐視同列，而為趙捤�邸Ｆ淠讜詰穆嘸�褪竊焦旁膠茫�湃思詞共歡潦橐脖扔黴Χ潦櫚暮筧飼俊�
在保守派心目中，祖宗法度是不可變的，只要是變更祖宗法度就是罪名，根本不考慮當變不當變。司馬光甚至宣揚一種越變越退步、越變越亡國的奇談怪論，主張謹守“祖宗之成法”，以“世世相承，無有窮期”。當然，這除了觀念上的保守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利益的貪執與自私。保守派之所以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最重要的就是因為當時的法制對於他們這個階層最為有利，一旦變得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馬上找藉口盡改祖宗成法，會丟擲什麼“以母改子”的歪理，再也不提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舊調了。
司馬光在反對變法方面倒表現出了一個清醒的政治家的策略，在熙寧三年主持考試時所擬定的一道“策問”中，他便提出了這三個問題：
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採。”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跡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願聞所以辨之。
司馬光表面上是讓與試者辯論這三個問題，事實已經暗示了答案，誰敢說《詩》、《書》等六經是不可信的陳跡，誰敢不承認聖人之言深微高遠？司馬光故意將變法派的意圖極端化，以此聳動人心，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如果變法派不敢承認“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變法就失去了理論根據；如果變法派敢於承認經過歪曲的“三不足”，就等於冒天下之大不韙。
司馬光其實就是借這次策問鼓動反對變法。神宗並不愚蠢，識破了司馬光的用心，下令“別出策目”，並與王安石商量對策。神宗對外間傳言及司馬光所總結的“三不足”之說十分反感和氣憤，認為這是對朝廷的誣衊。王安石則想得更深，知道無論承認還是否認“三不足”都會上保守派的當，因而採取了一種明智的折中態度，既不完全承認，又不明白否認。
王安石對“三不足”區別對待，對於“天變不足畏”堅決不承認，因為這是神宗的本意，他不能公開違背。而且所謂“天地與人，了不相關”的極端說法不符合中道，與他當年在《洪範傳》中提出的天人關係說也不一致，但事實上他又在多處極力宣揚其精神，以打消神宗的過分迷信和守舊派藉此對變法的攻擊；對於“人言不足恤”，則一方面強調皇帝是善於納言的，一方面又說流俗之言不必納；對於“祖宗不足法”，則乾脆直接承認，他指出：“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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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不足法（2）
王安石知道，在“三不足”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對待祖宗之法，這是變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關鍵；司馬光以古今是否異宜、聖人之言是不是萬世不易的真理來總結，也表現出了其政治敏感，可見二人是英雄所見略同，只可惜立場是完全相反的。
王安石明白指出祖宗之法不足守，這是為變法大造輿論，在這一點上決不能有任何的含糊與動搖，否則就會被保守派抓住不放。至於法制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其現實效果，看國家是否繁榮富強，若財用足而國勢強，則表明法制完善，不需更張，不然則表明法制不備，雖祖宗之法也非改不可。
為了說明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特舉保守派所極為推崇的仁宗為例，提出仁宗也曾“數次修敕”，多有更張。這裡王安石其實是偷換概念，仁宗的修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