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德國的戰爭文學，對於屠殺猶太人、戰爭的責任以及希特勒對軍隊和人民的專權等等，都進行了粉飾。對於所有這些棘手的問題，馮·隆都心平氣和地、坦率地寫了出來。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讓這本書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與多數的德國軍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腦袋，也不想安慰勝利者。結果寫成了一本揭露德國人對於希特勒發動的這場戰爭到底怎麼想、可能仍然在這樣想的書。 因此這是一個德國將軍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評論。馮·隆是一個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優秀的英、法軍事作家的很大影響，特別是戴高樂和丘吉爾。他的德文與其他大多數寫軍事題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讀得多。我希望我的譯文至少能把這點表達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風，是一輩子寫美國海軍報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到處出現文理不通的現象，但我相信還不至於從實質上歪曲原文。 我認為，這位作者如實地描述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一個非常倔強和效能很高的戰鬥民族，並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現在流行的娛樂節目中所醜化的那樣一幫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這些人幾乎把整個世界打得筋疲力盡，他們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們的賭注，用莎士比亞一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地球本身”。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對我來說似乎很重要，這也就是我翻譯馮·隆著作的原因。 他對一些事件的敘述，既內行，又熟悉情況，我們不能從表面價值去理解它。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儘管我在他們中間生活過幾年，我可從來不敢說，我瞭解那個奇怪而聰明的民族，他們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壞事，不過他們的遲鈍也是天下聞名的。總的來說，我還是讓馮·隆將軍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寫這次戰爭，但在翻譯某些段落的時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責，所以我偶爾加上一些批註。 例如，馮·隆的第一頁開頭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說的開頭部分一樣：譴責凡爾賽和約是殘酷的協約國強加給光榮、守信的德國的不公正條約。他不提歷史的變幻莫測，德國作家幾乎都不提這點。一九一七年列寧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請求在東方戰線單獨媾和。德國人草擬的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於凡爾賽和約一年多以前，從俄國掠去了比英德兩國加在一起還大的一塊領土、幾乎六千萬居民和幾乎俄國的全部重工業。這要比凡爾賽和約更加苛刻。
《戰爭風雲》第九章（2）
我在柏林供職時，每當有人談起凡爾賽和約，我總要提出這個小小事實。我的德國朋友總是被這樣的比較弄得很窘，他們覺得這樣做沒有什麼意義。凡爾賽和約落到了他們頭上，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落到了別人頭上。他們的這種反應出於真心。德國人的這種民族奇癖我無法解釋，但是在讀《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時，不應該把它丟在腦後。 維克多·亨利於弗吉尼亞州奧克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對希特勒的義務 寫作此書，我只有一個目的：維護德國士兵的榮譽。 在這裡，沒有必要追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領導者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二十世紀的歷史，人們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當戰勝的協約國在一九一九年創造發瘋的凡爾賽和約時，他們也創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國相信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意見〃，光榮地放下了武器。協約國把〃十四點意見〃看作一紙空文，草擬了一份條約，瓜分了德國，造成了一個歐洲的政治經濟瘋人院。 這樣矇騙了天真的美國總統並瓜分了世界之後，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們會永遠使德國民族癱瘓。這種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溫斯頓·丘吉爾本人也把凡爾賽的決定說成是一件〃可悲而複雜的蠢事〃，凡爾賽的壓迫在充滿活力的德國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憤恨，它爆發了出來，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噴火達到高峰時取得了政權。納粹黨是激進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窮光蛋之間一個奇怪的聯盟，它團結於復興德國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團結於歐洲中世紀引起###的政治口號〃反對猶太人〃。一群庸俗的鼓動家、理想主義哲學家、狂熱分子、機會主義者、暴徒和冒險家，他們之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過人，與希特勒一道上了臺。我們這些總參謀部的人，大多以厭惡和不祥之感注視著這些混亂的政治事件。我們對國家效忠，不管是誰統治，但是我們害怕一般危害社會變革的浪潮。 希特勒使我們大吃了一驚，這是實在話。這位聲名顯赫、鼓動性強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